为中国翻译文化事业真诚工作的人

发布时间：2014-05-14来源：本站 浏览量：2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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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瑾

    写这样一篇文章，我考虑已久。

    当窗外的春风吹拂着窗帘，田野近郊又是一片新绿时，翻开《中国翻译词典》的页面，思绪穿过时空，定格在1990年，我策划《中国翻译词典》之时；往前推进，到1998年，由我国当代译界名家、学者与专业人员近百人通力合作辛勤编写的我国第一部综合性大型翻译知识辞书《中国翻译词典》付梓出版。作为责任编辑，在审读这部书稿时，李霁野先生的名字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不知道他是民进会员。一是“综合条目表”李姓翻译家栏目中收入了李霁野的词条，介绍他的翻译工作情况和翻译成就，写到他翻译了《简·爱》和《四季随笔》；二是“百家论翻译表”中也收入了李霁野的词条，辑录了他对翻译工作的论说。

    2010年，《人民政协报》“春秋栏”；2011年《人民政协报》“春秋栏”均刊发了写李霁野先生的文章；2014年，在李霁野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中华读书报》“国际文化栏”；《人民政协报》“文化·副刊”；《人民政协报》“文化·读书”栏，我再次读到怀念李霁野先生的文章。其中，《人民政协报》“文化·副刊”《鲁门弟子李霁野》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霁野师走完了他94年的生命历程……。他正与他所崇敬的英国随笔作家乔治·吉辛一样，真诚地工作了一生，做了时间、环境和他的天性所容许做的事情”，这些文字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记忆。

    李霁野先生（1904—1997）是安徽霍邱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教授。他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曾任民进天津市第一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届政协委员。他一生从事的是教学和文字工作，但更多的是翻译工作。在九卷本的《李霁野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4年1月）中，他的译著就有5卷，在其他各卷中也都有涉及翻译的文字。李霁野先生对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有多方面的贡献，在这篇文章中，主要记述他对中国的翻译文化事业和翻译理论建设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并借用2014年3月2日，《人民政协报》“文化·副刊”《鲁门弟子李霁野》文章里“真诚地工作了一生”这句话，给文章起名“为中国翻译文化事业真诚工作的人”。

    1921年，15岁的李霁野先生在安徽阜阳第三师范学校读书时，阅读到英文简体版《天方夜谭》，同时又大量阅读五四以来的外国文学翻译作品，激起他对翻译工作的兴趣。19岁，他借助字典编译短文。1923年，为谋生和缴纳学费他开始翻译一些外国文学作品。1925年夏秋，在鲁迅先生的鼓励、扶持、帮助下，他正式走向自己的翻译历程，留下了宝贵丰富的翻译文化遗产。

    李霁野先生最初翻译的多是俄苏文学作品。俄国著名作家安德列夫的剧本《往星中》是他翻译的第一部外国文学作品。1924年，因翻译《往星中》向鲁迅先生请教，结识了鲁迅先生，成为未名社成员。他翻译的俄苏文学作品还有安德列夫的《黑假面人》（1926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1934年），阿克萨科夫的《我的家庭》（1936年），涅克拉索夫的《史达林格勒》（1949年，后改名《在斯大林格勒战壕中》），维什涅夫斯基的《难忘的一九一九》（1951年）、《卫国英雄故事集》（1944年），特洛茨基的 《文学与革命》（1928年）等。最为可惜的是他在抗战时期，用4年半时间翻译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译稿在战争中被毁。

    20世纪30年代，他开始翻译英美文学作品，最让人熟知推崇的是他在1934年翻译的英国作家夏绿蒂·勃朗特的《简·爱》。该书一出版就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1935年被收入《世界文库》，在文学界、翻译界广有影响，评价极高。据李方仲先生在《友情与国是》（《人民政协报》“文化·读书”栏，2014年4月21日）一文中回忆，“文革”期间，他父亲翻译的《简·爱》，在大陆只能私下传阅。直到1982年，经他父亲校改的译本才由陕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而在台湾，该译本早在1978年就由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印刷发行了一版一次；到1988年，已经重印6个版次；2004年台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又印发了一次。可见，李霁野先生的译作在台湾同样很有影响，广受读者喜爱。除翻译《简·爱》这部脍炙人口的优秀外国文学名著外，他还翻译了如《虎皮武士》、《四季随笔》、《化身博士》、《鲁拜集》、《妙意曲》等外国小说和诗歌，在海内外翻译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最让人留下深刻记忆的是他翻译的19世纪英国作家乔治·吉辛的散文代表作《四季随笔》（The Private Papers of Henry Ryecroft,原名《亨利·赖克罗夫特杂记》）。吉辛一生写过二十多部作品，但大多数作品在国外不受欢迎。《四季随笔》在中国读书界能拥有旺盛的人气,首先得益于李霁野先生的精心译介。《四季随笔》是吉辛于晚年写成的散文杰作。他借助隐士赖克罗夫特醉心于书籍，大自然景色和回忆过去生活的自述，来抒发自己的感情，剖析自己的内心，展露自己长久丰富的人生阅历。加之文笔优美，行文流畅，成为英国文学中散文珍品之一。《四季随笔》分四个大篇章，以大自然的春、夏、秋、冬起名，每个大篇章含25、26或27个子章节，《四季随笔》书名就源于此。其构思别出心裁，将大自然与人生感悟、人生境况融为一体，相互对应，是一部有思想有文采的散文杰作。有外国文学评论家评论《四季随笔》是“一本好读又耐读的优秀作品”。

    从阅读多篇有关回忆李霁野先生和谈他的翻译活动的文章得知，李霁野先生翻译《四季随笔》的经历与过程充满传奇，十分感人。

    20世纪40年代中期，正是抗战艰难之时。李霁野先生在复旦大学任教，课余继续他的翻译工作。他选择了自己一直喜爱的吉辛的作品《四季随笔》，是“因为中华民族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这本书所表现的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深深激动读者的心。抗战因为国共合作共同抗敌，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成果之一是台湾回到了祖国怀抱”。他这种将爱国热情和民族情怀与翻译工作相结合的觉悟，正是人们评价他的“可敬”之处。

    1946年10月，应许寿裳邀请，李霁野去到台湾，参与台湾省编译馆的工作。他在《四季随笔》的《译者后记》中写道：“《四季随笔》是我于1944年2月在四川北碚译完后，在一个期刊上分期发表的。”此书于1947年在台北台湾省编译馆首次出版了该译作的单行本，印数是2050册。其中有50册为精装本，是许寿裳先生考虑到这是台湾回归祖国后印行的第一本书，特加印用以分赠内地各大学图书馆、作为纪念的。李霁野先生的儿子李方仲在《人民政协报》“文化·读书”栏里（2014年4月21日）撰文还说到了另一件与《四季随笔》有关的轶事。说他父亲当时为校改译文，从台湾大学图书馆借用了英文版《四季随笔》，后因回大陆时匆忙未及退还。此后海峡两岸相望，却音讯不通，书不能及时归还，他就一直把这本书保存在自己身边长达40年之久。直到1990年，台湾的老朋友台静农托台湾的秦贤次学者专程到天津看望李霁野先生，并带去一本台静农先生保存多年的台湾版《四季随笔》。李先生高兴激动之余，托秦先生将他当年借用的《四季随笔》英文注释本带回台北，归还台湾大学图书馆。此事曾被秦贤次学者记下，刊发在台北一家报纸上，后被内地纷纷转载。1983年4月李霁野先生再次校改了《四季随笔》，并将作者的生平和作品写成一篇长序《乔治·吉辛和他的作品》，介绍给读者，并希望台湾的读者也能读到。1991年，台湾新潮文库印发了经过修改补充的《四季随笔》新译本。

    为此，《人民政协报》于2011年9月8日在“春秋·朝花夕拾”栏专门刊发一篇《李霁野为什么放不下〈四季随笔〉》的文章，说他翻译《四季随笔》的经历简直是一段传奇故事。编者在文章的开头特别加了一段黑体字作引子：“李霁野翻译这部作品，其中经历了出版，寄赠友人，友人临终回寄，粉碎‘四人帮’后书的再版；上世纪40年代在台湾借〈四季随笔〉原文版，20世纪90年代有人带还……绵延岁月，历经风雨，简直是一段难以尽述的传奇”。

    有散文家、翻译家和学者撰文介绍李霁野先生的译本，认为他一生翻译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而《四季随笔》是他的代表译作。他将这部作品译介到中国，给中国的文学界，尤其是散文创作注入了新鲜活力，给中国的读者译介了一本“好读又耐读的”世界名著。郁达夫曾在《静的文艺作品》中表述自己对《四季随笔》的欣赏：“其他若George Gissing的《亨利·莱克洛夫脱的手记》（按：即《四季随笔》）……像这一种遁世文学，我真不知收集了多少册，读过了多少次，现在渐入老境，愈觉孤独，和这些少日的好友（按：指此类作品），更是分不开来了……所以对于争生存争面包忙得不了的现代人，于人生战场上休息下来，想换一换空气，松一松肩膀的时候，拿一册来读读，也可以抵得过六月天的一盒冰淇淋，十二月的一杯热老酒的功用。”作家施蛰存同样喜欢《四季随笔》，在他的《我的爱读书》一文中说：“关于散文的书，我想提起的只有两本外国人的著作，而且都是英国人的。一本是乔治·吉辛的《亨利·雷克罗夫随笔》，现在我们有了李霁野的译本，题名《四季随笔》（台湾省编印馆印行）。另外一本是小说家莫姆的《西班牙印象记》……”。

    李霁野先生不仅在外国文学翻译方面卓有成效，而且在翻译理论方面颇有建树。《四季随笔》之所以得到中国读书界好评，受到中国读者的喜爱，可分析为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四季随笔》本身是世界名作；二是名作还须得有优秀的翻译，即“名著被翻译过来仍然是名著，那自然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是李霁野先生的翻译思想，他翻译《四季随笔》的最大成功，是他实践了自己的翻译思想，实现了自己的翻译目标，赢得了广泛读者的喜爱和翻译界的推崇。

    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文的转换，更需要有知识面和知识量，熟知外文还需精通中文，即知己知彼。严复《天演论·译例言》中明确指出“译事三难：信、达、雅。”李霁野先生的翻译观是遵守“信、达、雅”的标准，提倡“直译法”。他主张“字对字直译”和“句法直译”。茅盾先生十分赞赏李霁野先生的翻译观，高度评价他运用“直译法”原则翻译的《简·爱》，曾专门写了一篇翻译评论——《〈简·爱>的两个译本——对于翻译方法的研究》。茅盾先生还说，“我是原则上信仰‘字对字’直译的。”李霁野先生的“直译法”，既包括“字对字”直译，也包括“句法直译”，他在翻译中追求的是译文的形式和内容的和谐统一。他既注重对原文的忠实，又注重原文的风格，追求译文不仅意到，而且形到、情到。这是李霁野先生对严复“信、达、雅”的遵守与创新，是他对中国翻译理论建设的一大建树。

    翻译理论的总结、研究与探讨，必源于翻译实践。在翻译实践中体验、感悟、总结、提升翻译观点、翻译主张与翻译见解，才能形成源于实践高于实践的翻译理论，并用于指导翻译活动。但翻译工作者与翻译理论研究者，往往顾此失彼的多，两者兼有的少。研究翻译理论的人往往少于或不事于翻译实践，少有翻译成果；做翻译工作的，又缺少自己的翻译思想，少有理论建树。翻译工作者和翻译家的区别在于，翻译家既有大量佳译传世，还有自己对翻译的独到见解、观点、主张和理论建树。如严复、傅雷、林语堂、杨宪益等著名翻译家就是例证。李霁野先生是公认的翻译家，他为中国的读者留下了《简·爱》和《四季随笔》等优秀传世译作，又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总结形成自己的翻译思想。一是“搞翻译是要把外国的东西移植到中国来，要突破两种文字关，弄不好就容易面目全非，或者只有躯壳，没有灵魂。”二是他认为“若是名著被翻译过来仍然是名著，那自然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是一个很高标准的要求，但做翻译工作的人应当努力争取。”三是他对译诗的见解：“我觉得译诗是挺困难的，但不是不能译。信、达、雅的标准要遵守，但译诗比译散文要稍自由些，可是我不赞成贝洛克的主张，他说译诗不能节对节，更不能行对行。我赞成雪莱的主张，尽力保持原诗的形式，包括脚韵在内。”四是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他精辟地认为：“长期习惯形成的成语是语文的灵魂,各国文字中都是很多的，这些既难理解，更难翻译，富有联想的词就更困难了。这是诗特别难译的主要原因之一。”等等。他对翻译的论说，于中国翻译理论的形成、总结与探讨，对译事活动的指导与中国翻译学科的理论建设都是一大贡献，至今仍影响着高等院校的翻译专业学子和翻译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