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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武汉大学委员会 马凌
艳阳高照，晴空万里。6月，我在武大民进组织负责人王天麟老师的介绍下，加入了民进组织。王老师平易近人，在和他接触的过程中我感到，他对民进组织是那么的热爱，对申请加入民进组织的年青人是那么的诚恳。王老师赠我一本书《杨东莼》，嘱咐我好好看看。他说：“杨先生是我们民进人的楷模，很值得我们学习，你是民进的新会员，要清楚会员的责任，明确民主党派担负的使命，这本书会让你受益匪浅的。”
在王天麟老师的启发下，七月，正值武汉的酷暑，我拜读了《杨东莼》一书。此书由民进中央会史工作委员会于2014年5月在北京编写。书的右上角是原民进中央主席雷洁琼的题词：“杨东莼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追求真理的一生。他的政治水平很高，教育经验丰富，学识渊博，治学严谨，一生好学不倦，勤奋著书立说。他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民进组织，为革命事业献出了毕生的精力。”我刚刚加入民进组织，对民进的了解还知之甚少，杨东莼一个陌生的名字，为什么会有如此高的评价，带着疑问我阅读了书的全文。
杨东莼1900年出生于湖南醴陵，他六岁入私塾，后又到长沙，在久负盛名的长郡中学完成中学学业。在这里他苦学了英文和德文，这为他日后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的翻译奠定了语言基础。
1918年，杨东莼一路北上，在备考北京大学的过程中，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1919年8月，杨东莼进入北大学习，在这里他结识了邓中夏，参加了李大钊领导的革命活动。在与工人阶级广泛的接触中，他切身感受到了劳工们的穷苦生活状态，深刻认识到了当时中国社会矛盾的根源所在，从而立下了做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传播者和实践者的宏远志向。
年仅二十一岁的杨东莼，翻译才华便已显露。他翻译的海克尔《生命之不可思议》的部分章节《生命底渊源》，在《学灯》上被连续刊登，之后他还尝试着翻译一些德国的哲学名著，如泡尔生的《哲学概论》等。
1922年冬，杨东莼回到湖南，在醴陵县甲种师范讲习所任教，他热情的向学生介绍《新青年》、《共产党宣言》等革命书刊，但没多久就被开除。1923年，他先后在长沙的长郡中学和协均中学任教。并在《民铎》杂志上发表了《实践理性批判梗概》、《达尔文学说与唯物底关系》等介绍辩证唯物主义的文章。
1924年秋，杨东莼任醴陵县立中学校长，他积极掩护同学、同事的革命活动，引导学生组织“社会问题研究社”，支持他们创办《前进》周刊。任职一年多后，就因学潮被迫辞职。
1926年春，湖南省总工会成立，杨东莼被聘请为宣传部部长。冬天总工会创办《工人日报》，他担任报社社长。不久驻防长沙的国民革命军团长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这时杨东莼也身处险境，但侥幸逃出并在同事的掩护下顺利到达汉口。以湖南省总工会代表的身份，出席第四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回到湖南，醴陵县城张贴着悬赏500光洋缉拿杨东莼的通缉令，情势危急之下，他由长沙转武汉去上海，于12月东渡日本留学。
1928年末，对国家前途充满苦闷彷徨的他，把关注的目光移向对国际形势的思考与讨论。这时他写了《一九二八年国际形势》一书，依据唯物史观的原理，对世界整体经济情况、外交形势以及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外交情况及其发展趋势做了较系统的论述。此书经修改后，1929年改题为《世界之现状》。
1929年初，他通过摘译日译本的《辩证法的唯物论入门》，写完了论文《赫格尔与傅尔巴哈》，专门介绍了海克尔和费尔巴哈对辩证的唯物论的贡献。他还在《民铎》杂志上连续发表了《狄慈根之哲学》、《思想之方向转变》、《从自然科学的唯物论到辩证唯物论》。
在日本三年，他翻译了狄慈根的《人脑活动的本质》、德波林的《斯宾诺莎与辩证唯物主义》，并与宁敦武合译出版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这些译作和文章，是他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体现。在激荡的战争与革命时代浪潮下，杨东莼无疑是一朵折射马克思主义思想光芒的粼粼浪花。
留学期间，中国的一切都不断牵动着杨东莼敏感的思绪。1930年12月，他终于踏上了归国的行轮，来到上海。1931年12月，被国民党巡警逮捕，幸得友人营救即获释放。这时，同乡好友邀请他前往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在那里讲授《社会主义史》和《唯物论史》课程。
1932年秋，杨东莼受邀赴桂，担任新建的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校长。他聘请共产党员来校讲课，后又聘请了一批知名进步人士来校任教，在校公开宣传马列主义、宣传民主思想。1934年5月，杨东莼接到白崇禧的逐客令，被迫辞去校长职务。
1935年，这时的中日民族矛盾极其尖锐，全面战争一触即发，满怀爱国主义情怀的杨东莼开始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他与沈钧儒等在南京发起组织救国会，通过不断发表文章和进行演说宣传抗日主张。
1937年松沪战争，促使包括杨东莼在内的广大爱国知识分子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投入到抗战救国的斗争中，他们编辑出版抗日报刊，创作抗日文艺作品，进行抗日演讲，鼓舞和激励着中华民族开展抵御外敌侵略的正义斗争。在此期间，他撰写了大量抗战文章，如《要求政府立即对日绝交》、《今年的双十节》、《国难中没有暑假》、《一个小小的建议》等。
1942年1月，杨东莼接受武汉大学聘请，赴乐山任教，担任《中国政治史》、《中国政治思想史》课程。尽管社会局势风声鹤唳，白色恐怖笼罩乐山。但他热情的向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传播进步思想，对进步学生的正义斗争提出许多充满辩证法精神的意见。
1946年7月，武汉大学迁回武昌珞珈山。杨东莼转赴成都，应四川大学邀请任该校教授。教授《中国政治史》、《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外交史》。当时，正值民主运动高涨，学生因参加民主运动被捕，杨东莼站在正义立场与之抗争，迫使反动派不得不把被捕的学生释放。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杨东莼从香港来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1949年10月，他被正式任命为广西大学校长。1950年3月，到广西大学就职。当时他虽是以民主人士的身份担任校长，但他政治性强，坚决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校园面貌焕然一新，深得广大师生爱戴，他高尚的言行有口皆碑。
1953年10月，杨东莼被中央任命为华中师范学院（今华中师范大学）第一任院长。1954年春，他从南宁到武汉任职。在华师，他重视教师的培养，亲自探索学生在校学习成长的规律。“正是在这位充溢着治学智慧学者型领导的主持下，1954年华中师院迎来了转折，特别是1956年达到了建国以来学院发展最好的水平。”
早在1953年1月，杨东莼经民进中央常务理事会批准，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3月，民进桂林小组成立，他任组长。5月，民进中央批准了“民进广西省分会筹备委员会成员名单”，他任主任委员。1954年春,调任华中师院院长不久，他就接到民进中央指示,开始筹建民进武汉市级地方组织。1957年2月,中国民主促进会武汉市委员会正式成立，杨东莼被推选为主委，是民进武汉市委会第一任主委。1957年1月，民进中央常务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杨东莼在会上被任命为民进中央秘书长。1957年5月，杨东莼奉调赴京，到民进中央工作。
1958年12月，在民进五届一次全委会上，杨东莼被推选为民进中央副主席，兼任民进中央学习委员会主任，成为民进中央早期领导人之一。到民进中央工作以后，杨东莼正确地执行了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做了大量的工作。
1966年，随着“文革”风暴骤起，一切均脱离常轨。同年8月24日，民进中央机关接到通牒，勒令限期在七十二小时内自动解散民进组织。次日民进中央被迫停止办公，民进各地方组织也相继被迫停止活动。1969年军代表进驻民进中央机关，杨东莼也一度受到冲击。
1971年5月，杨东莼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两次座谈会上，及时地反映了知识分子的现状，对纠正“文革”期间种种极左的做法，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意见，对恢复民主党派活动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
1972年，毛泽东主席为了了解知识分子情况，召开知识分子问题座谈会，杨东莼在会上提了很多有益意见。毛主席充分予以肯定，给参会人员很大鼓舞。8月，他被批斗的处境稍微好转，后来被允许参加一些公开活动。
自“文化大革命”以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成为一场高度政治化的运动，只能颂扬溢美，不允许批评指责。在当时沉闷的政治局面下，要对包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内的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提出尖锐的批评意见，是需要很大勇气的。杨东莼自己遭受着严重的迫害，与此同时，青年知识分子彷徨失措，教育战线呈现一片荒凉破败景象。他忧心忡忡，上书毛主席，着重谈了当时非常突出的青年问题，表示对当时年轻人普遍地对前途感到迷惑、感到担忧，希望青年能够得到良好的教育和引导，以解决其生活、就业、婚姻等问题。
实事求是地说，在“文化大革命”这种非正常的政治生态环境下，期望这次进言能够否定“文革”，甚至影响历史进程显然不太现实。但无论如何，杨东莼坚持进言的精神、讲真话的勇气至今令人敬佩，民主党派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优秀传统得到了集中体现。
1973年，他在政协组织的批林批孔学习会上提出，对孔子也要一分为二。他的这些看法，当时遭到了错误的批判。
1979年5月，为了对“五、四运动”历史资料的重新挖掘和整理，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五四时期老同志座谈会，杨东莼扶病出席了这次座谈会。他说：“当时我在北大，陈独秀的影响是很大的，是应该肯定的，完全否定陈独秀是不对的。后来的错误那是以后的事。”讲话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火花。
杨东莼在预感到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刻，他交给中央统战部了一份遗嘱:我死之后，一、不办丧事；二、不搞遗体告别；三、不开追悼会；四、不登报；五、不送八宝山；火化后入土作肥料。体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真正信仰，反映了一个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高尚情操。9月25 日，杨东莼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
岁月流逝，如今杨东莼先生已故去三十余载。然而，现在我们梳理他一生的作为,仍敬仰他的品格、他的精神。他学识渊博，是一个知识分子，有着中国知识分子“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传统气节。他用一生书写自己的宏远志向，最终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传播者和实践者。他是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也是知识分子的楷模。读完《杨东莼》一书,我为杨先生一生都在追求真理的执着而感动，同时也为我们民进组织曾经有这样一位领导人而感到骄傲。
我是民进组织的一名新会员，读了《杨东莼》一书,我深切的感到，作为民进组织一名年轻的会员应以杨先生为楷模，学习他热爱祖国的崇高精神，在民主革命时期，他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长期从事革命活动。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投入到抗战救国的斗争中，鼓舞和激励中华民族开展抵御外敌侵略的正义斗争。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为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奉献自己全部的才智。他的所思、所想、所为，是为了振兴中华。学习他以天下为己任的优秀品德，在“文革”时期，他不顾自己的荣辱，敢于讲真话，反映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处境。敢于说真情,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请命。敢于坚持真理，对历史人物孔子、陈独秀，提出符合历史的、自己的见解。读完《杨东莼》一书，可以深切的感到，他的一生，无愧于是革命的一生，追求真理的一生。今天我们学习杨先生，就是要以他为楷模，热爱民进组织，明确会员责任，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那就是在民进组织的领导下，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团结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