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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中国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2018年，也是民进前辈，著名生物学家、科学翻译家周建人先生（1888—1984年）诞辰130周年纪念年。随着中国国力增强，中国经济文化等领域迅速走出去，特别是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中国理念、中国方案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大量需要翻译的事实，使得翻译在新时代，在“引进来、走出去”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实践中担负着更为重要的使命，发挥出无可替代的作用与价值。正是国家繁荣、民族昌盛离不开翻译的支撑，引发本文从科学翻译的角度纪念缅怀周建人。科学翻译是周建人一生工作的重要内容与组成部分，了解他为中国科学翻译作出的贡献、取得的成就，将使我们对他的了解、研究更为深入、更为全面。
周建人是我国最早接受马列主义的自然科学家，公认的生物科学翻译家，中国难得的科学翻译人才。他从事科学翻译既源于他自小对植物学、自然科学有浓厚兴趣，按照鲁迅先生对他的指点和帮助，自学一门自己感兴趣，又容易得到结果的科学；同时又自学英语，英语口读与翻译的基本方法、原理和技巧。并将自学生物学、英文，从事科普创作与科学翻译作为自己的人生志向，始终坚持，执着一生，为中国的自然科学翻译和社会科学翻译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推动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与进步作出了突出贡献。1988年11月11日，为纪念周建人诞辰100周年，首都各界人士300多人隆重集会，中央领导及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出席并讲话。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雷洁琼在会上高度称颂：“周建人同志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人士、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生物学家、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之一。”（谢德铣：《周建人评传》，348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宋堃在讲话中说周建人“是我国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位自然科学家，曾编译十几种生物学方面的书籍，以进步的生物学家而闻名”（谢德铣：《周建人评传》，350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这些评价是对周建人一生从事自然科学研究，为科学翻译作出不懈努力和重要贡献的高度赞赏。在我策划、责编的《中国翻译词典》“综合条目表”中，有关“周建人”词条是这样写的：“周建人是位著名的生物学家、翻译家。除发表学术论著外，还与他人合译有［英］达尔文《物种起源》，《吸血节足动物》（合译），［日］坂村微《原型体》，内田昇三《生物学与人生问题》……”（林煌天：《中国翻译词典》，973页，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在《中国科学翻译史》“第三章科学翻译人才”中，“第一节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类人才”里，同样收入介绍周建人与他译著的词条，在介绍他的政治身份、领导职务之后，接着说“周建人又是一名作家、翻译家。先后翻译有［英］达尔文《物种起源》（合译）、《吸血节足动物》（合译）、《新哲学手册》《生物进化论》等书。”（李亚舒，黎难秋：《中国科学翻译史》，359—360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从这些书籍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翻译界对周建人先生的高度认定与评价。
一部浩瀚的中国科学翻译史，包含着历代无数翻译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周建人从十五六岁开始尝试翻译，到成为一名科学翻译家，他的翻译工作历程长达半个世纪之久，一生不仅发表了许多自己创作的科学杂文、科普小品文，而且翻译发表了大量有关自然科学的译作，出版生物学译著十几部。据有关资料记载，他最早寄给鲁迅指教《儿童艺术》译稿是在1914年，当时他26岁。1915年底，周建人将自己在绍兴翻译的《生物学》译稿寄给了在北京教育部任职的鲁迅，希望能推荐出版。1919年12月，31岁的周建人与母亲举家迁至北京。经鲁迅介绍，周建人得以在北京大学学习哲学，旁听科学总论等课程。学习之余，他仍然坚持自然科学翻译和研究工作。从那时开始，周建人更加关注社会问题、自然科学研究与生物科学翻译。1920年，他一边在《新青年》上发表一些科普文章，同时坚持自然科学方面的翻译。1921年，周建人33岁，经鲁迅推荐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职。商务印书馆是一家综合性学术出版机构，也是我国组织翻译出版科学书籍数量最多的一家出版机构。由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等人创建于1897年2月（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为了适应翻译新书，传播西学的需要，1902年，夏瑞芳在商务印书馆内增设编译所，张元济担任编译所所长。1944年，周建人离开商务印书馆，时年56岁。从有关研究周建人的书籍和文章里，从他的科普创作与发表译著的数量看，他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做编辑工作这段时间，是他人生中学习进步最大，科普创作、生物科学翻译成果最多的重要阶段。如：1927年，周建人的译著《性与人生》，在上海开明书店出版；1928年，译著《性与遗传》，也在开明书店出版；1929年，译著《生物进化论》，由上海大江书铺出版；1930年，《进化与退化》译著在上海光华书局出版。1947年，他翻译的《种的起源》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等。1948年，他在上海大用图书公司出版了英国E.朋司选辑、他自己翻译的《新哲学手册》。在这部手册中，收入他译录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德意志观念统系》、恩格斯《鲁德维息·费尔巴哈》、马克思《费尔巴哈论纲》等文章，这是他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思想理论译介到中国的重要实践。
关于科学翻译，周建人说：“我常翻译一些有关科技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译得多了，鲁迅就鼓励我编辑出版，以期对普及科学知识有所裨益。”1930年7月，他在上海光华书局出版的关于生物科学的《进化与退化》一书是他在生物科学翻译方面的重要成果。在这本书里，收入他翻译有关生物科学的文章8篇。书中前3篇，《生物的进化》《进化的生理学上的证据》《人的进化》主要介绍进化论学说中不同流派的不同观点，其中不乏新观点新学说；书中第4篇《一生的经过》、第5篇《生育节制》，主要译介外国的先进生理卫生知识；第6篇《结群性与奴隶性》介绍了民主主义思想，反对专制，提倡人都要有“公共负责观念”的社会道德理念；书末尾《沙漠的起源、长大，及其侵入华北》和《中国营养和代谢作用的情形》两篇文章观点新颖，对当时贫穷落后、缺乏科学知识的中国很有针对性，点燃了民众渴望学习、了解科学知识和科普常识的希望之火。《进化与退化》的出版，在生物科学、科学翻译领域产生了很大影响，给社会、给科学界注入了新的科学元素与活力，让社会各方人士了解到外国的先进科学知识。当今天的读者读到他当年翻译的这些文章时，不能不想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实施的计划生育工作，以及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的环境保护，治沙尘暴工作等。这8篇文章，是他在自己翻译的近百篇文章中挑选出来的，有些译自英文原著，有些从日文杂志转译，真可谓百里挑一！鲁迅为周建人翻译的《进化与退化》撰写“小引”，文中写道：“这是译者从十年来所译的将近百篇的文字中，选出不很专门，大家可看之作，集在一处，希望流传较广的本子。一、以见最近的进化学说的情形，二、以见中国人将来的运命。”（谢德铣：《周建人评传》，109—110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鲁迅对这部科学译著的社会意义与学术研究价值给予了充分肯定。可见，此书的译成与出版也得益于鲁迅的鼓励和启发。为鼓励支持周建人研究自然科学与对生物科学的翻译，同年9月，鲁迅向上海内山书店函购日本大型生物学丛书《生物学讲座》100多册，送给周建人。
这里尤为要讲的是周建人对英国博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在中国的译介及达尔文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作出的重大贡献。《物种起源》的英文原著在1859年至1872年之间一共出版了6个版次，现在使用的《物种起源》中译本均为其原著第六版的译本。大约三四年前，我在查阅商务印书馆列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著作目录时，看到有周建人、叶笃庄、方宗熙三人合译的《物种起源》名列其中，顺便对《物种起源》的译者、译本出版时间、版本情况作了个了解。大致是：1919年（民国八年），《物种起源》最早的中译本，由留德的马君武用文言文翻译。1920年，马君武发表了全书的译本《达尔文物种原始》。周建人在1945年12月写作的《〈种的起源〉序言》中说，“我因受友人的嘱咐，叫我用白话文再把它译出来”（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周建人文选》，267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他翻译的达尔文《种的起源》，由香港三联书店于1947年出版。据著名翻译家叶笃庄先生1993年在他的《〈物种起源〉中译本修订后记》中讲，“但他（周建人）谦虚地认为自己的译文还不尽善尽美，于是他约我，我又约当时教育出版社编辑方宗熙先生合作（方宗熙，曾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生物学编辑室主任），共同重译《物种起源》”。他们三人合译的《物种起源》，于1954年由三联书店出版，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物种起源》用白话文翻译出版的第一个版本，这个译本第一版距今已有64年。当时（20世纪50年代）由于客观原因与迫切需要，三个译者根据原著内容的三大段落，把译文分为三部分，译完一部分，出版一部分，共有三个分册。
叶笃庄先生还说到：“其后由三联书店转给商务印书馆，1963年重印一次，1981年后又多次重印，均未进行修订。”“第一版问世时，我们曾明确指出，这是‘试译本’，就是说当时我们对自己的译文并不十分满意，准备再版时再做修订。但由于多种原因，这一愿望始终未得实现。”1982年3月，周建人在《北京晚报》发表的《译文琐记》（后被收入《新华月报》，1982年5期）文章中，将他对《物种起源》译本校订的牵挂之心跃然字里行间。文章开篇说：“我们数人合译的达尔文著《物种起源》，最近又由商务印书馆重新印刷发行了。但在我译的部分有不妥处。我因年迈，已无力重新校订，我曾建议商务印书馆在重印前请人重校一次。但回答我说，时间来不及，等以后重版时再说。但我总觉得心里不安。”（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周建人文选》，368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从“总觉得心里不安”这句话，足见他对翻译《物种起源》的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实事求是的态度，既总结翻译中的“得”，也敢于正视翻译中的“失”。通过这些文字我们足以了解到，周建人为《物种起源》在中国的译介所付出的劳动与努力。
周建人在长达50多年的科学翻译磨练中，不仅有大量译作、多部译著发表与出版，而且提出了具有指导性、可操作性的科学翻译理论和观点。他在1945年12月撰写的《〈种的起源〉序言》中说：“本书译名亦称《种源论》或《物种原始》，民国八年，马君武已有过一种译本，不过是用文言译的。我因受友人的嘱咐，叫我用白话文再把它译出来。但本书许多地方是辩论文字，不容易翻译。”“名著不妨有几种译本，将来或许有更好的译本会出来，并且希望在不远的将来更有用拼音文字即新文字的译本出现。我十分相信：中国亟需有这种新文字来帮助科学的进步。”（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周建人文选》，266—267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凡读过这篇文章的读者是否想到，73年前，他在文章中讲到的“名著不妨有几种译本”的观点与20世纪改革开放后的八九十年代出现的大规模名著重译现象是多么相吻合。翻译需要争议，外国名著需要有几种更好的译本呈现给读者，这足以体现周建人对待翻译的开明作风与前瞻思维，要求译本好上加好的质量标准，着眼于未来翻译事业发展进步的思想。
1959年，周建人在《外语教学与翻译》上发表了《关于“直译”》的文章（参见《外语教学与翻译》1959年9期）。在《中国翻译词典》“百家论翻译”中则更为详细地记录了周建人对“直译”的论述。他说：“直译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出来的：过去有一翻译者，口上说是意译，其实并没有真把意思译出来，并没有达旨。就是说并没有真正照顾原文的意义……”“针对这种情况，遂提出了直译的主张。直译既不是‘字典译法’，也不是死译、硬译，它是要求真正的意译。”“要求在翻译中不失原文的语气、文情，确切地翻译过来的译法。换一句话说，所谓直译是指真正的意译。”他还说：“直译企图把原文的思想感情尽可能地十足译出来，这意思是没有改变的。”（林煌天：《中国翻译词典》，1130页，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他结合自己从事的科学翻译工作，还特别讲到：“中国需要知识和科学、思想与智慧，当然需要翻译许多书。但要译得切合原意确实不是容易的事。有时候大体上是翻译出来了，但还有意思没有包括尽，是很会遇到的事情。”（林煌天：《中国翻译词典》，1130页，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翻译是一项很严谨、很复杂、很有难度的思维再创作。但又不同于文学创作，脱离原文绝对不行。周建人对翻译中“直译”的论述与科学翻译所要求的“客观性、规范性、科学性”三大基本原则和特点，以及“要恰如其分地用译文表达出原文，必须充分理解原文的上下逻辑结构和多层次的思维涵义”译学论述完全相一致。
1982年3月，周建人撰写的《译文琐记》在《北京晚报》上发表。文章虽然不长，却将他从事科学翻译走过的历程，对翻译的态度、看法与研究做了实事求是的叙说。他在文章中特别讲到：“翻译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也有原来译对的，后来译校时改错的。”除举例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中两个词的翻译之外，还着重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写的《共产主义宣言》译本译名的翻译。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写的《共产主义宣言》，第一版时叫《共产党宣言》，但在1882年为俄文版写序言时，马克思、恩格斯把它称为《共产主义宣言》。1892年恩格斯在波兰文版序言中，又一次称它为《共产主义宣言》。”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改变书名不是偶然的，是经过了深思熟虑以后才改的。并且说：“以后的事实也说明，以实现共产主义为自己的纲领的政党不一定都叫共产党，因此译本应该以马克思、恩格斯自己改过的书名为合宜，但至今没有改过来。”这是他对翻译中“信”原则的重要阐释，有批评也有遗憾。“信达雅”为译事的楷模，也是翻译的基本原则和标准，其关系逐层递进。首先是“信”，即忠实流畅；其二是“达”，即通顺有文采；其三是“雅”，即译得好、译文美。而“信”是第一原则和标准。从《译文琐记》对翻译的论述，可以了解到周建人对翻译过程中文字上的任何转换，都必须遵循与坚守“信”原则，离开了“信”，就谈不上是好翻译的观点。对翻译工作中使用字典的情况，他也有自己的体会和看法，“要翻译得好，需要有一本好的字典，甚至要有几本字典。有时还需要用多种文字的版本加以对照。为了译得准确，还要对该国的文法有较透彻的了解”（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周建人文选》，369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五六十年代风风火火的科学翻译，为十多年后的科学翻译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80年代初期能对科学翻译发表宏论的大都是建国15年内科学翻译的专家。”（李亚舒，黎难秋：《中国科学翻译史》，577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周建人提出的科学翻译理论或观点是他长期在译海耕耘、辛勤探索与思考中逐步总结出来的，体现了一位科学翻译家的优质翻译素养，对翻译工作锲而不舍的精神。他提出的科学翻译理论、方法与观点是科学翻译工作十分宝贵的理论财富，不仅实用性强，有很好的学习指导作用，更为后来的科技翻译工作者树立了一个勤学严谨、实事求是、胸怀开阔的翻译家榜样。
翻译家从来都是翻译历史的创造者。正是他们在长期的翻译实践活动中继承、探索、总结出的翻译理论推动成就了中国的翻译伟业，书写出彪炳史册的翻译奇迹。当中国科学翻译史的页面在眼前一页页翻过，虽然岁月流逝，时间成为过去，但周建人为中国科学翻译作出的重要贡献与业绩将永远镌刻在中国译史的丰碑上。在他诞辰130周年之际，我们无论从翻译界一位卓有成效、有突出贡献的科学翻译家，还是从翻译理论创建者、研究者纪念缅怀周建人先生，他都当之无愧，令人敬佩。
作者：唐瑾 长期从事翻译文化、翻译理论、翻译史、翻译作品等以及外语图书的编辑出版工作与研究，责编的图书多次获得国家级、省级图书大奖。曾任湖北教育出版社副社长、编审，民进湖北省原专职副主委，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