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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三百多万医生，所有一线医护工作者不超过一千万人，就是这样一群人，守护着十四亿人的生老病死。近些年来，医闹、甚至暴力伤医事件，层出不穷，甚至愈显愈烈，“医生”成了高危职业，“救人”要以生命为代价。据不完全统计，仅2009～2018 年的十年间，中国大陆媒体共报道过295起伤医事件，362名医护人员受伤，2001年以来，至少有50位医务工作者因为暴力伤医事件而失去生命。
当前我国社会转型进入攻坚阶段，各种复杂因素强势结合，一方面为政府职能优化，提高社会治理能力提供了空间；另一方面，医疗卫生领域各种伤医、杀医等“医闹”事件已成为政府治理的一大掣肘。政府如何从宏观机制设计和微观打击力度相结合，对不法“医闹”形成强势威慑，这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大挑战。
我们在实践中发现，当前我国政府在治理“医闹”方面，依然存在着很大的困境：一是“医闹”产生的制度性缺陷依然存在，包括公立医院的公益性淡化后形成了“逐利机制”，以及药品流通体制诸如长期药品政府定价模式、行业集中度低、流通代理环节过多而导致的药品价格虚高问题等。二是有效维权渠道依然缺乏，主要表现在发生医疗纠纷后，自行协商、行政调解和民事诉讼的方式弊端重重，加之缺乏有效的维权引导渠道，医患双方很难针对自己的纠纷情况选取有效的解决方式。三是政府的法治力度薄弱，一方面是主要是“维稳”思维的固化；另一方面相关法律规则过于粗疏，大多是宣示性、原则性的表述和普遍性规则，难以落实落地，缺乏强有力的惩治医闹的具体举措。四是治理“医闹”的社会机制尚未完善，包括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医疗事故鉴定机制、医疗责任保险机制、医疗风险分担机制和“医闹”应急机制等亟需完善或还没建立起来。针对这些方面提出建议如下。
第一，加快回归公立医院的公益性价值。我国公立医院公益性的淡化，是导致“看病贵”、医患关系紧张的病根所在，过度商业化、市场化的倾向严重影响着医疗卫生体制的完善。只有尽快实现公立医院公益性回归，才能从根本上重塑和谐医患关系。
第二，推动医院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医疗秩序稳定。在短期内宜采取能快速落实的“治标”措施，比如切实提高医生的合理合法的收入，禁止医护人员参与追缴费用；将医院安保工作关口前移，建立医疗机构强制安检制度；加大对医院场所突发“医闹”事件的监督与治理，医院成立快速反应小组，实现警医联动，确保恶性突发事件的及时有效处置等，尽快缓解现时矛盾。
第三，引入人民调解机制解决医患纠纷的重要举措。“医闹”治理必须从技术性治理向法治化治理路径转变，构建更加有效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应赋予行政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并结合调解的中立性、人员配置和程序完善等方面入手，加强民间调解、引入第三方调查机制、推行恢复性司法等纠纷化解措施，避免正常的医疗维权行为向“医闹”异化。
第四，构建信息共享平台。公安部门、司法行政部门、政府信用主管部门与卫生行政部门共建共享信息平台系统，对于认定的医闹信息列入信用部门的“数据（标准）清单”，纳入征信体系，设置分类分级的信用联动惩戒规则，推进信息共享平台建设，实现信息的及时传递，形成各类主体共同参与的联动机制，构成医闹处置的社会合力。
第五，完善政府治理“医闹”的制度构架。包括建立完善科学全面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健全科学完备的医疗事故鉴定机制、创新科学合理的医疗责任保险机制、建设医疗风险分担机制等，通过市场转移风险、合理分配医疗风险，实现风险共担，
第六，建立舆论引导机制。鉴于“医闹”的高度社会影响力，政府应分担医院的舆论压力，建立新闻发言制度，提供权威信息，主动与社会媒体沟通交流，承担起舆论的引导责任，做好网络舆情的防范和治理工作。
应该看到，对“医闹”的根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政府主导、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更是一个长期努力的过程。对“医闹”问题的研究，也应从多维度、多视角展开，产生更多具有理论价值和应用前景的成果。
（刘超系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科技学院医药研究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