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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马叙伦是个很平常的人，他认为作为一名中国人应该为中华民族不受外辱，国家自强，人民平等、当家做主、安居乐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早年生活
家里有一幅画，很有意义，也是传家宝。画上有两个人，一个是我奶奶，一个是我父亲。奶奶在织布，父亲在旁边帮忙、看书，说明当时家庭的环境是比较艰苦的。
父亲在《先母叙事》这篇文章里面说得很清楚：他的爷爷曾在北京做官，家在杭州，当时生活条件可能比较好一点。他出生时爷爷已经去世了，家境已经不行了。他的爷爷去世以后，他的奶奶一直是跟着他的父亲的，当时家里还有他伯伯的孩子，加上他们家自己的几个孩子，老得老少得少。他父亲的身体一直是比较弱的，后来在衙门里面有一个抄抄写写的工作，最后生病去世了，这时他才9岁。他父亲去世之后和他奶奶的棺材，因为没钱安葬就停在那里。他的母亲织布、缝鞋做鞋，他编袋子、折元宝维持生活，这样凑了钱，先把他的奶奶安葬了，再把他的父亲安葬了。后来有个朋友看到了，可能在官府里面帮着筹了点钱帮了个忙。这位朋友派来送钱的人到了家里，看到有个穿得挺破旧的人，就问少奶奶在哪里，他的母亲说我就是，对方非常惊讶。
父亲在《我在六十岁之前》一书中曾写到他的革命思想是发生在16岁时。他读过王夫之的《黄书》，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嘉定屠城记》和《扬州十日记》一类的书，有了民族、民权两种观念的轮廓。这年又碰上了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冲破了北京，更加深了他的民族观念。他又读了一些国外的文章，像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民约论》和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揽要》等一类的书，不知不觉地非要打倒清政府建立民主国家，并且要找真正志同道合的同志。
这时他为了为同学打抱不平，失去了到日本学陆军的机会，只能到上海帮朋友办杂志写文章来维持全家的生活。当时的上海是维新派集中的地方，他开始接触到了当时的社会。这时他还来往于沪杭两地教书写稿。辛亥革命时他参与了杭州的行动。29岁应北京医科专门学校的邀请进京教书，后又在北大教书、教育部任职，直至50多岁。
与早期民进
我有一个表哥曾经写过一些文字，讲的是他和我父亲在上海的一段，筹备民进的时候，他帮我父亲做了一些事情。上海的温崇实，我和他也有联系，都是看着我长大的，我去上海都会去看他。温崇实是共产党员，参与民主运动，经常给我父亲提供素材，包括蒋介石内部的一些情况，给共产党方面提供一些内部消息，知道什么他就连夜告诉我父亲，父亲连夜写稿子发表。
父亲去香港的时候我还小，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他说走就走了，但是在那边时间不长。他1947年年底离开上海，1948年12月中共把这些民主人士从香港转道丹东送回到已解放的北京，大概是一年的时间。他走了以后，我和我妈妈还在上海，后来是我姐夫把我们送上船去香港的。在香港时，潘汉年等人总去我家，他去的时候，父亲专门嘱咐我“跟谁也不许说这个人来过”，我的印象很深。我跟我妈妈是1949年2月坐船回北方的，也是中共派人给接回来的。当时一路上也非常辛苦，躲这个，躲那个，躲国民党，而且当时济南也没解放，只能一路坐敞篷车（大卡车）到天津，再乘火车到北京。
民进创始人之一陈慧，是陈叔通的女儿，很早就和我父亲认识，所以和我父亲关系特别好。她是教英语的教员，从美国留学回来，研究戏剧。我是1940年出生的，当时父亲在上海没有固定收入，奶粉这些东西都是她给我买，我管她叫嬢嬢，就是姑姑，我的孩子叫她太姑姑，关系非常近。
在上海的时候，雷洁琼、严景耀、林汉达等，开会都上我们家。当时我们住在上海的一幢三层楼的房子里，房子是别人的，我们家没有房产。这些人来了都是我妈妈做饭，他们都特别喜欢吃我妈妈做的饭。记得雷洁琼的先生严景耀人很好，特别喜欢我，总是带着笑容。
生活简朴
父亲生活简朴，除必要的开支绝不浪费，储蓄起来。
父亲的衣服也就那么几套，除了出去应酬穿的，其余的都很随便。但在国家号召购买公债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拿出当时全部储蓄购买了公债。抗美援朝时期，国内掀起慰问志愿军的高潮，他让母亲和我做了很多慰问袋送给志愿军。
父亲总能废物利用。他将送来的文件上的空白纸边裁下来留作草稿纸用，或者让我订成小本子上学用。信封也是这样，翻过来粘起来再用，这些事情都是我做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用纸，他要求我写字一定要从白纸的左上角开始写，若是打草稿则先用铅笔写，再用钢笔覆盖着写一遍，一张纸当两张纸用。他最不能容忍的是一张白纸拿来就往中间写，写完就扔。
父亲也不吃什么山珍海味之类的东西。他每天磨杏仁浆喝，那个小磨现在还在我这里。父亲会做一个菜，叫马先生汤，民进老一辈的人基本都喝过这个汤。陈毅、钱学森的父亲也都被请到我家来喝过这个汤。当时钱学森刚从美国回来，因为他父亲是我父亲在北大的老同事，父亲请他们父子到家里来吃便饭（钱学森因事没能来，他的父亲来了）。我父亲亲自动手，母亲给打下手。用十几个碗分装不同的材料，做一碗汤，其中雪里蕻、白菜、豆腐这三样是必须有的，剩下的就是火腿汤、鸡汤啊，再兑在一起，愿意再放其他东西煮成的汤也行，再兑在一起，就是好喝，但是这里面有什么东西，谁也喝不出来，很绝。这道汤是怎么来的呢，是20世纪20年代父亲在北大的时候，和别人到现在的来今雨轩（原来叫“长美轩”）去吃饭，觉得那里的汤不好，就把自己琢磨出来的汤告诉他们了，店里叫它“马先生汤”，那个时候红极一时。一直到20 世纪80 年代，来今雨轩还有这个汤。黄裳先生在《文人饮食谭》这本书里写有《马先生汤》一篇文章。
教育子女的“宽”与“严”
父亲的教育方式很好，一是“放开”，二是“以身作则”。
按照以前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肯定不会让我出去玩的。但父亲没有对我限制，没有说不许去这里，不许去那里。在上海，我们家对门有一家小织袜厂，他家有孩子，我就在小弄堂里跟他们玩。后来到了北京以后也是一样，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就住在大方家胡同，对门那家是我的小学同学，她哥哥是蹬三轮的，住的是大杂院，家里非常挤，我几乎每天都到她家去玩。在我家门口，和别的孩子，也有男孩子玩拍洋画、扇三角这些游戏。
父亲很少管我，上初中报名，也是我自己拿着家里的户口本，冒着小雨从南小街大方家胡同一直走到灯市口去报的名。我初中毕业的时候，大概是1956年，父亲身体已经不是太好了，我问他自己应该报考高中还是中专。提到学校曾经带我们参观过西直门的一个电力学校，里面有楼房，还有实验设备，就想考那个学校，父亲只说了一句，那个学校是要住校的，我一听，就不想去那个学校了。所以考什么学校、上什么学校，都是我自己做主。后来高中我考上了65中，是一所刚建的男女合校的仿苏学校，在沙滩那里，我每天骑车去上学，他也没有过问。之后考大学他也没管，都是自己爱报什么报什么。在对孩子的教育方面，父亲的确是很开放的。
但我父亲对自己、对家人要求都很严，非常清廉，以身作则，身居要职却从不为自己和家人谋取半分利益。我有个哥哥叫马龙章，是上海交大学飞机制造的，当时国家正组织人员去苏联学习，总理安排他参加。父亲知道以后对哥哥说，现在国家正需要你，你要凭着自己的能力参加选拔。哥哥就没有去，后来在空军，转业以后安排去沈阳滑翔机制造厂工作，直至去世。很多书上都写到过这件事情。
父亲没有为我上学和工作的事情做过安排。我初中上的是女十二中，在灯市口，男女分校。李济深的女儿李晓彤、王光美的侄女等人也都在这个学校，但当时相互之间根本不知道谁是谁，我们班上的同学也都不知道我父亲是谁。那个时候的人真的很朴实，不懂得走后门，我们也从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自觉遵守制度
父亲非常自觉地遵守制度。记得我小的时候，每逢十一、五一，晚间像他这样的人可以带子女上天安门看放烟花，他只带我去过一次，我看到了毛主席，孩子们排队和他握手，我很兴奋。第二年我还要去，父亲就不带我去了，他说：你已经上高中了，按规定上高中的孩子是不能带的。我想，我上什么学他们也不知道。父亲就是没有带我去。
在住房和车子的事情上，父亲认为房子、车子是给他工作所配（当时房子的书房和客厅的房费、电费是公家付的，其他自付），未婚子女可以一起住，结婚后就不可以了。车子别人是不能随便用的，母亲和我也不例外。
当时我们家有三个工作人员，一位司机、一位老阿姨和一位工友老史。司机是国家派的，是有工资的。阿姨和工友的工资，国管局和父亲讲也由他们来负担，父亲不答应，说他们两个不是只照顾我一个人，是管全家的，应该由我们自己负担，不能跟国家要钱，所以他们两个的工资是我们自己负担的。
20世纪50年代提倡火化，能接受的人是很少的，但他认为人是皮囊盛血，本无足珍，早在40年代就建议过火化，所以在毛主席提倡火化时，父亲立即就签了名，回到家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我，我也不感到意外。
父亲对文物很重视，生前他就把他认为有保存意义的请帖、条子、书信、聘书等当时看似不起眼的东西都送到了博物馆，将字画、扇面、瓷器等送到了故宫博物院。书籍早就送走了。1986年革命博物馆举办四老展览时，除了我们捐赠的以外，都是他生前捐赠出去的。有些事情甚至我们家属都不知道。
父亲去世的时候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他的死亡证明、革命工作人员死亡证明书，是我去东城区革命委员会办的，因为我们的户口在东城区。给的抚恤金和正常人一样，按解放后的工龄算的。
父亲从不以自己的地位要求别人为他做什么，他做了什么事情也从不张扬，也不为家人谋利益。在现在有些人看来父亲是“傻子”，我说做人的准则什么时候也不能变。像这样的“傻子”越多越好，我们国家就不会有犯罪，不会有贪污腐化等劣迹了。
善待他人
父亲到北京先住在北京饭店，1949 年的后半年搬到了方砖厂辛寺胡同4号，即现在马叙伦纪念馆处，当时是个四合院，那时有三个警卫员，后来搬到大方家胡同时又增加了服务人员，父亲和他们的关系处得很好，平等待人，非常客气，从不给他们添麻烦。
父亲去世后，因为老阿姨无依无靠，我们跟国管局商量，帮她要了一间房，就在现在我家的对面，我们好照顾。家里有一些零碎东西，比如我当时骑的那个自行车，工友老史喜欢，就送给他了。他们离开我家的时候，我们也按照国家标准给了他们钱。那个时候司机和警卫都是公家派来的，父亲去世后司机和警卫就回去了。在处理这些事情上，父亲的为人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大的。
正因为这样的身教，警卫们转业后和我们一直有联系。有一位转业在上海，出差到北京会到家来坐坐，我出差去上海也去看他，我上海的哥哥去世时他也去吊唁，现在已经去世了；一位转业到内蒙古野外队后又调到太朴寺旗工作，过春节我们都相互问候；还有一位在山东农村。如果父亲的为人不是和蔼可亲或不是平等对待的话，他们三个也不可能和我保持几十年的关系。
父亲病了以后，家里请了一位特别护士柯贵贤女士来照顾他，我们称她为柯同志，她和林巧稚她们是一辈人。柯同志在我家工作十余年，直到我父亲去世，给的酬劳是我们自己负担的。一次，柯同志在我父亲还清醒的时候请父亲给她写几个字，“我们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才有良好的结果，否则根本上就错了”这几个字就是在那时候写的。20世纪80年代她将这幅字捐给了国家博物馆。
父亲跟党走，对自己要求很严、很高，在我们聊天的时候，我曾经问过他为什么不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说：我还不够党员的条件。这句话我记得非常清楚。他的后人现在在世的有中国共产党党员，有民进会员，有其他党派的成员，有普通群众；有五个是做教育工作的，还有一个是全国人大代表；有在职的，有退休的。都是遵照父亲的遗言跟着共产党走，做像他一样的人，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学习，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让父亲看到一个永远是明天更美好的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