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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他的老师李大钊、胡适等比起来，杨东莼似乎并不闻名；和他的同学邓中夏、张国焘等相比，杨东莼的名声也显得寂寞。世界上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不那么显赫、不那么灿烂，没有轰轰烈烈的人生和事业，但他们尽一己之力，拼命地为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奉献着。以坚实的劳作和态度，带动、鼓舞、影响着身边的人。在一度昏暗的岁月里，他们用自己的力量点燃了思想之灯，照亮了周遭的世界，给那些需要光明的人带来希望。
杨东莼，就是这样一位燃灯者。我很早就听说过这个人，但这么多年来，几乎没看到过一本完整介绍他的书。有的，也只是一些零星的怀念文章。要详细了解他的人生和事迹并不容易。就在这样感怀时，我读到了《杨东莼大传》。这本认真、扎实之书，展现了杨东莼勤恳、务实的一生，表达了对这位前贤的敬意。
动荡岁月里，杨东莼辗转迁徙，足迹遍及日本、湖南、北京、上海、广西、四川、香港等，每到一地，他都忙着教书育人、撰写文章，把思想、智慧的光亮传播给他人——这不正是燃灯者的写照吗？
他最先燃的是学术之灯。杨东莼生于1900年，1921年正式进入北京大学本科学习。凭着扎实的德语功底，大学期间，他开始了学术翻译和研究。自此，他不知倦怠地翻译、写作，给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他译介了《康德之形式的合理主义》《辩证法的唯物观》等诸多篇章，直到去世前，他还在年轻朋友的帮助下，对狄慈根的四篇代表作重加校译，编为《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于1978年由三联书店出版。他的这些译文，为当时的青年和学者了解外国哲学思潮，打开了一扇窗口，同时也为人们分析和观察世界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他的学术视野是开阔的，对世界形势、经济、历史等都有研究，29岁时即出版《世界之现状》《第二次世界大战问题》，后又出版《本国文化史大纲》等书，产生了广泛影响。用笔带动社会，用思想感染别人，杨东莼燃的灯，如今仍有不熄的光芒。
杨东莼专职从事教育的时间并不算长，但应属于他生命中最重要的经历，也是最浓墨重彩的一笔。他的教育家身份，是从广西师范专科学校起始的。1932年10月，他出任刚成立的广西师专校长。就职典礼上，他开宗明义地对学生说，要“改变你们的传统学习方法，改变你们依赖教科书的习惯，完全侧重于自动研究、共同讨论及实际工作”。接着，他提出了“自由研究”和“集体生活”两个口号。以“自由研究”为例，学校开设了大量的哲学社会科学课程，鼓励学生广泛阅读，召集各种讨论，倡导实地学习，组织学生深入广西各地进行社会调查。教师薛暮桥组织发动学生开展调查研究，形成了《广西农村经济调查》，这份报告至今仍是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珍贵史料。这样的教育和培养，如灯一样，照亮了学生的心灵与前程。之后，杨东莼出任过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教育长、香港达德学院代理院长。1949年后，担任过广西大学校长、华中师范学院院长等。教育上的这份经历，成为了他人生中最难忘的光阴。他所处的那些时代，物质上艰难、困苦，但他乐观、坚忍，不屈不挠地把智慧和精神的种子播撒给学生。对于杨东莼的教育效果，李宗仁曾这样训责部下：“为什么杨东莼训练的干部如此成功，你们训练的干部这样蹩脚呢？”灯虽微茫，光却久长。李宗仁的话，可视作对杨东莼的一种褒赏吧。
除了教育，杨东莼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投入了政治活动。他是一个有信仰的人。认定了的道路，就会坚定走下去。即使处境危险，也不会改变。1969年4月，正值“文革”，农史学家石声汉受到冲击，杨东莼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不惧风险写了一份证明材料，极力褒扬石声汉的为人。1973年，他在政协组织的批林批孔学习会上，公开赞扬梁漱溟敢于讲心里话，不说假话，而且提出，对孔子要一分为二地看。这些言行，掷地有声，铮铮如铁，现在看来，依然令人敬佩。关键时刻坚持气节，可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的。鲁迅曾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与世纪同行的燃灯者杨东莼，不是正在此之列吗？
《杨东莼大传》洋洋洒洒近50万字，资料翔实，行文有史家风范，且附有《杨东莼生平年表》《杨东莼主要编译著系年》两份材料，有助于我们了解传主的全貌。机缘巧合，2014年底，我在北京某校园内，碰到了此书的作者周洪宇教授，他专治教育史，同时对中国基础教育、香港教育等均有精深研究。细雨中，我们在校园里散步数圈，聊到教育中的许多话题，自然也聊到了杨东莼。他感叹道：“杨东莼真是一个厉害的人！”我相信，做出这样的评价，不是因为偏爱。杨东莼的确当得起这样的评说。燃灯者逝去了，光还会照耀下去。
（作者：侯泰而，转自《光明日报》2015年3月31日第10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