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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钢
父亲离开我们已近一个月了，民进省委会嘱我写一点回忆的文字，拿起笔，却心潮难平，好久不知从何写起。
我对于父亲最初的记忆，大约开始于我六岁时。一天，家里来了一位客人，他与平常来家母亲教研室和系里的同事很不一样，虽然也戴着深色镜框的眼镜，偏分的头发黑而且密，却穿着一件由长改短磨得全无绒感的旧呢大衣，皮肤被阳光晒得黝黑黝黑，站在堂屋中间，让人感到亲切却又陌生。他拿给我一包红砂糖芯的蛋卷，这在上世纪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可是难得的点心，母亲让我说谢谢，我说了谢谢叔叔，结果引起了一片笑声。在那以后，我才知道他不是一般来家的叔叔，而是我的亲人，是我的父亲。除了母亲、奶奶这些长辈之外，我还有一位父亲！
我渐渐知道父亲是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被划为“阶级异己分子”，到沙阳劳改农场三年之后得以返回，连降六级后在学院中重新工作。而在不久之后“文革”的猛烈批斗之中，我又知道了父亲在更早时候曾经担任武汉教师进修学院院长，因为“包庇右派坏人”，虽然担任革命领导职务，却“严重丧失阶级立场”。“阶级异己分子”这个十分绕口却带有侮辱性的称号，在那时当然非常影响我们这些子女的前程，从入少先队、入共青团直至“文革”期间加入“红卫兵”“红小兵”以及后来升学招工，都深受影响。但在1978年三中全会后，父亲平反昭雪，所有这些全都过去之后，敢于重新来家的父亲的老朋友老部下回忆起当年他们与父亲共同的经历，我才知道了父亲在那些运动不断的年代仍然非常注意团结和保护人才，在“反右”扩大化期间，由于父亲不断打招呼，做工作，使得他主持工作的武汉教师进修学院的划右比例远远低于规定指标；而在父亲作为中共党员主持“反右”工作的中国民主促进会武汉市委会中，竟然没有一位成员被打成右派。后来担任民进湖北省委会主任委员的石泉先生来家谈起父亲当年及时的提醒和保护时，曾几次三番地重复同一句话：“你爸爸真正是党的好干部！”这句话我也不止一次地听到其他来家的当事人说及，说这话时，有的还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泪水，于是我知道父亲在“反右”扩大化中不顾个人安危，从党的根本利益立场出发，曾保护过一批优秀干部和知识分子。平反昭雪之后，父亲借登庐山之便，曾写下《远眺香炉峰——吊彭帅，我心中的英雄》一诗：
谁把香炉置九天，心香一瓣郁青烟。原知劫尽春还在，处处青山泣杜鹃。
彭德怀元帅因在庐山会议上正直敢言，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率先被打倒，父亲借庐山香炉峰心祭彭帅，共祝劫难渡尽，大地春还。
记得那也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一天，家中来了两位特殊的客人，作家徐迟和他的新婚妻子陈彬彬。徐迟那时因发表反映知识分子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声望如日中天；陈彬彬是四川大学音乐系的钢琴教授，名门风范，举止娴雅。午饭间，陈彬彬笑着重提往事，略带幽怨地向父亲说：“胡叔叔，要是当年你不策反我爸爸，说不定我现在在台湾过得更好。”徐迟当时大笑，父亲只是微笑着没有正面回应。饭后我好奇地问起怎么回事，父亲简单解释说，1949年武汉解放前夕，他当时担任着中共地下党武昌中学支部书记，公开身份是武汉启黄中学教员，陈彬彬是他当时的学生，她的父亲陈良屏时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书记长，是国民党高官、负责武汉防务的最高会议成员。为争取武汉和平解放，父亲受中共地下党武汉市委青工组派遣，借为陈彬彬补习之机前去策反陈良屏。多次工作之后，父亲在关键时刻向陈良屏亮明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并告诉陈：“向上峰邀功，可以把我交给C.C杀了；要投身人民革命，就及时弃暗投明。”看我急着追问细节和结果，父亲翻出一本名为《武汉地下斗争回忆录》的书让我自己看去。这部书出版于1981年，其中一篇题为《策反伪湖北省党部书记长的经过》短文，父亲告诉我这原是他早年向组织写的秘密工作报告。我于是从该文中读到了以下事情的结果：
陈良屏知悉我的身份后，十分激动，表示保证我的安全，建议我搬到省党部里去住或住在他家里来。他一再申明自己是一心一意投向光明，不踩两只船，为了表明诚意，他说自己是参加伪党政军联席会议的成员，是可以及时向地下党汇报机密的。（党政军联席会议是当时武汉国民党最高级会议，是决策机构，由白崇禧任主席，军方鲁道源、张轸，政方省主席万耀煌，陈良屏则代表党方。）至此，策反初步成功。我的组织关系由青工组交出，由市委武昌分委委员孙运仁直接单线联系。陈良屏的策反成功，使我党掌握了敌方在湖北的动态和机密，从而在战略上处于有利地位。
我觉得这篇短文不少地方仍旧语焉不详，父亲解释说这是因为当年秘密工作的许多具体工作方法至今仍须保密，公开出版时作了删改的原故。文中所谓“敌方在湖北的动态和机密”，其实就是陈良屏及时交出的国民党军武汉防御图，国民党省党部组织系统表、成员背景及分工，特务系统“中流通讯社”状况，和数次最高会议的会议记录。陈后来还积极协同商会劝说白崇禧弃守武汉，为武汉和平解放做出了有益的贡献。那一年，父亲24岁。这件事让我对父亲有了更深的敬意，也使我对为什么在他作为党员干部，在负责教师学院工作的同时，还被派往市民进做统战工作有所理解，这当然是因为成功策反的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的统战经验和上级组织的信任。
父亲在获得平反后投入了忘我的工作。由于平反并未一步到位，他在平反后获得的第一项职务是湖北大学教务处副处长兼湖大附属中学校长。这年父亲54岁，他对并不到位的职务安排毫不介意，每天黎明即起，骑车赶到几里路外的附属中学，迎着初升的朝阳站在校门口欢迎到校的师生们，从细节处开始整顿学校教学秩序；他不断与教师骨干商讨扭转学校落后面貌的办法，坚持天天听课，从小处着手狠抓教学质量；他全力推荐优秀教师江志等评上特级教师，在为大家树立标杆的同时改变湖大附中缺乏名师的状况；他利用自己丰厚的人脉和令人尊重的资历与省市教育部门建立联系，争取到政策和关注。父亲当年在沙阳劳改农场因劳作繁重而缺乏粮食，落下了很严重的胃病，在附属中学超负荷的紧张工作，又使老病复发，形成急性胃穿孔，但即使是在病床上，他还招集前来探望的学校骨干们开会研究工作；胃切除五分之四的大手术不到三天就坚持忍痛下床行走，一个星期就争取出院，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不懈的努力换来了收获，到几年后他离开附中回任湖北大学教育研究所所长和图书馆长时，湖大附中已经根本改变了当初秩序混乱质量低落名声不振士气萎顿的状况，跻身于重点中学的行列。
为给年轻人让路，父亲五十八岁以副厅级离休，随后受中共湖北省委统战部和民进中央的委托，投入到组建民进省属各市级组织、支部和民进湖北省委会的工作之中。那段时间他很少在家，经常在武汉到各县市的道路上奔波，回到家又与石泉老等晤谈，向省统战部汇报，商议人事安排等事项，忙得不亦乐乎。他到各县市联系工作，省统战部可以派车，湖北大学按照他离休的身份和级别，也可以要车，但他从来都是自带随身行李到长途公交站买票乘坐公汽，到县市谈罢工作，解决完问题，又乘长途公汽返回，一路风尘仆仆，但他自得其乐，从不搞任何特殊。他律己甚严，但待人极宽，记得有一个冬晚，天下着雪，父亲从县市出差回来，在学院内被一辆赶运渣土的大卡车撞倒，卡车在满布米粒般雪籽的路面上急刹不住，轰轰地从父亲头顶越过去十几米才停下。而回到家中，他不顾家人的惊呼，不顾疼痛和一身泥水，却已经开始安慰卡车司机。司机扶他回家，因为事故而脸吓得煞白，想要留下钱、驾驶证和电话号码，父亲坚决不要。司机走后，听着母亲对他过于宽厚的埋怨，父亲却呵呵地笑着，述说起路灯是如何如何昏暗，路面是如何如何湿滑，为那位莽撞的司机开脱。这种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作风在他工作过的所有单位都成为公论，民进省委会成立之后他不任副主委而仅以省委会代理秘书长负责机关工作也传为佳话。不问收获，但问耕耘，是他一贯的作风。
几年之后，父亲卸下全部职务和工作过起居家生活，这一年，他获得了教育部门颁发的“四十年执教纪念”。记得那是一个教师节前夕，父亲在湖大校园和沙湖堤边散步，心有所感，写了一首《望海潮》词聊以抒发：
这边楼阕，那边池阁，我曾是处徜徉。路侧杉樟，昔才如指，如今合抱成行。住久即家乡。乐弦歌声美，文馆书香。水绿沙湖，湖边情缕系垂杨。 年老体弱鬓霜，渐文思滞窒，少记多忘。辞却杏坛，城居寂寞，门前三径全荒。身外物何长？有三千弟子，十万文章。如此生平，会当长笑傲群氓。
父亲于2014年中秋节辞世，三天之后，9月10日，又于教师节入葬，我总觉得这在冥冥之中不仅仅只是巧合。父亲一生重看事业，淡看名利，死后身无长物，“三千弟子，十万文章”，既是写实，也是写志，但我总感到他这一生，原本想做的还更多，也本应该能做更多。入葬前夜，我于泪光中阅读父亲的诗集《铭心诗词》，草就一幅挽联：“英年立党请缨缚敌铸伟业千秋功谁论，毕生从教屈志呕心树隽才百年愿未酬！”写出之后，觉得也未能很好表现父亲的心志。前数天，读到民进省委会周洪宇主委写的纪念文章《民进前贤永铭心——深切悼念胡铭心先生》，情真意切，确实写得更全面中肯。我以上所写这些零碎回忆，就谨作为子女表达对于父亲的一点怀念和追思吧。这里，且引用父亲生前所写小诗《落叶》作结：
西风摇落沾泥时，憔悴哪堪题小诗。寄语春来新发叶，殷勤为我护花枝。
希望我们能更好地守护和促进父亲生前珍视的事业。
2014年10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