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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来北京参加全国两会之前，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胡卫和一些教育界的朋友都担心一件事情：2014年，4%会不会保不住了？
3月5日上午，人民大会堂，李克强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宣布：“经过努力,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超过4%”。听到这里，胡卫终于“松了一口气”。
对4%同样感到欣慰的还有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如果仅仅从字面上看，就是轻飘飘的‘超过’两个字”。但他深知这个数字的背后，“很不简单”。
作为一名在政府部门工作过的教育学者，周洪宇更多看到的是“经过努力”四个字背后的付出。
这两天，列席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的财政部教科文司司长赵路，先给教育界别的政协委员们吃了一颗“定心丸”：“请大家放心，各级财政在对教育投入的认识上，在对教育安排的优先保障上，都非常明确。”
即便如此，实现4%的确来之不易，是“经过努力”得来的。
“努力”与经济压力有关。2014年经济下行压力巨大，“财政收入一下子滑到比GDP还低。”赵路说，财政收支矛盾特别突出：一方面拉动经济增长，进行税制改革，要减税；另一方面保民生促发展，大量的刚性支出都要求加钱。
“既定的支出盘子调不开，增量的部分非常有限，要集中财力干一些利国利民的大事非常难。”他说。
“努力”还与挂钩方式有关。“4%这个指标是最复杂最难完成的，因为它与GDP挂钩。”赵路说。
4%与GDP挂钩体现在预算上：当年的教育财政预算数和当年的GDP跨了3个年度，工作量之大、之繁琐可想而知。而4%是全国的统计数，实现它要涉及五级财政。“如何把五级政府的财政教育支出安排好，这不是一般的难，涉及财政和教育的体制、结构以及人口等诸多因素。”赵路说，“4%这个数字背后要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很多因素是无法掌控的。”
周洪宇对此体会深刻。他所在的湖北省，2014年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GDP含金量排名中居18位。这个不算富裕的省份，财政教育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必须达到15%，才能保住全国4%这个数字。
也是因为经济压力巨大，诸如医疗、养老等要花钱的民生项目很多，湖北省的一些代表都以为教育不再是政府优先考虑的项目。
今年1月底2月初，湖北省人大会议上，在审议2014年预算时，有代表质疑：全国4%的目标实现了，为什么给高校的投入少了？
周洪宇请来财政部门的同志，被告知：尽管省里财政收入压力增大，支出压力也增大，但还是优先考虑教育，教育投入是够的。因为教育经费分配格局发生了变化，向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倾斜，所以会感觉高等教育投入减少。
这符合中央教育支出预算的原则：教育的重点是义务教育，义务教育的重点是农村义务教育，农村义务教育的重点是贫困和薄弱学校的义务教育。最近四五年，教育经费也是这样分配的，“把钱花在刀刃上。”赵路说。
在财政加大对教育投入的同时，赵路更希望教育经费的使用者花好每一分钱。
2014年教育预算的执行情况不尽理想：中央教育经费预算执行情况很好，地方还有1000多亿的教育经费没有花出去。“一方面加大投入，另一方面钱花不出去，这不利于提高非常宝贵有限的财政教育资金使用效率。”他说。
这正是教育界担心的。“教育经费连年增加，如何提高教育经费的使用、分配和监管，让4%的效益展现出来？我们应该好好考虑这个问题了。”胡卫说。
在2012年4%的目标实现时，周洪宇就建议设立《教育投入保障法》，希望通过立法和一定的行政手段，强化教育财政投入的法制建设，从法律层次上保证教育投入，让教育界对4%的担心划上一个句号。
“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依法治国，对教育公平的法律保障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闵维方认为，在经济新常态下，财政收入放缓，更容易把教育作为一个软指标，希望设立教育投入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对教育投入，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多年前就提出过一个“三道防线”观点，其中最重要的一道，是确保教育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占比。他主张教育支出占到财政支出的20%左右，也就是说政府每花10块钱就能保证有两块花在教育上，如果每个省都能做到，那么全国来算4%就不难达到。
为什么要打一场4%保卫战？在闵维方看来，4%更是一个象征符号，因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教育是促进社会阶层流动最有利的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