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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留学生回国遭遇困境,特别在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留学转学的矛盾日益凸显。8月5日人民政协报教育在线专栏对留学生群体学业困境给予了高度关注,采访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进湖北省委会主委周洪宇等著名专家学者。周洪宇认为,要解决留学人员因疫情影响,无法按时接受国外院校学习等问题,需要着眼长远,在“留”“回”“去”三个方面,提供制度供给。
多重原因致留学路遇阻
几年来,因为种种原因,在国外留学的学子遭遇回国困境,仅记者身边便发生了多起案例。3年前,按照美国高校的休学制度,已经在美国某著名高校读到大三的小柳办理了休学手续之后回国,希望有些社会经验之后再回美国继续读完学位。然而,3年来多次申请返美签证都被拒绝。面对本科学位没有读完的尴尬,全家人陷入焦虑。如今小柳又通过中介联系了加拿大的一所高校,非但难以进入同等有质量的大学,而且同意接收的这所大学亦不承认小柳在美国3年完成的学分,小柳还需要从大二上起。面对同学们已经硕士毕业或走上工作岗位的现实,小柳心有不甘。浙江的小柴在美国已经读到大二,但一次出国时被告知有打工经历,签证被拒绝。在家里待了一年之后,又经中介介绍到了澳大利亚一所大学从头开始。而江西男孩小迪在纽约就读,今年2月匆匆回国,鉴于不想再返回美国,现在一家人不得不考虑参加国家自学考试,但也同样因为年龄等原因而心有不甘。在如今国际风云突变的背景下,转学国内便成为部分留学生及其家长的紧迫需求。
然而留学生归国读完学位的大门目前尚没有敞开。按照我国现有的政策,目前没有完成学业的本科阶段的留学生,即使来自国际公认的世界名校,如果想回国进入普通高校完成学业,也只能通过参加统一高考或者参加成人高考,不能像国外那样自由转学。这便意味着国外就学的经历则将全部归零。而更有部分高中学生,本来就冲着留学而去,未能参加我国高考,面对突发的疫情,按照目前的政策留到国内继续就读尚没有通道。
业界呼吁:回应当下困境,立足长远发展,完善制度设计
今年5月,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倪闽景将相关问题带到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尽管因为标题党的报道引起不少家长误读,但倪闽景无疑提出了一个家长关切非常具有时代意义的命题。在这件以《解决境外高校留学生转学回国完成学业的建议》为主题的提案中,倪闽景指出,中国已经成长为全球第一大国际生源国。但是,有相当部分的留学生,因为种种原因,希望返回国内完成学业而不能。按照目前政策,未完成学业的本科阶段留学生,想回国完成学业,要么选择参加国家自学考试,要么进入开放大学注册入学,要进入普通高校,只能重新参加统一高考或者参加成人高考。这对这些留学生来说,相当于在国外就学的经历全部归零,十分不合理,也不符合国际惯例。据介绍,在1990年,当时的国家教委出台过一个《关于出国留学生回国学习有关问题的通知》,对相关问题曾作出过相关规定,但这个文件在2004年废止,以后再无相关文件出台。为此,倪闽景呼吁,教育部门重启政策设计来解决这部分学生的需要。面对越来越迫切的诉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周洪宇在日前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公开对倪闽景的呼吁表达支持,“个别媒体对倪委员提案报道上的偏颇,百姓的误读是一场美丽的错误。目前在支持留学生转学回国就读方面,我们确实存在着制度空缺,也与国际的惯例不对接,应该尽快予以调整。”
事实上,透过更多专业研究者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该问题对中国高等教育的长远发展和我国人才战略亦有重大意义。“能否自由留学、转学的问题其实是和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和‘钱学森之问’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卢晓东和相关课题组的研究发现,古今中外大量案例表明,多样文化的熏陶和历练将利于拔尖创新人才的培,“而且一个人对自己的发现、对自己适合走哪条道路的思考也常常需要时间。孩子们在高中时代选择留学,之后想回国读完学业这样的愿望应该得到支持。我国高等教育应该依法为我国在外留学的这部分公民提供回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和机会。”
2020年6月,教育部等八部门在《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中提出,要深化教育国际合作,鼓励开展中外学分互认等工作。“这意味着中国高校也应该认可中国学生和外国学生在国外高校所完成的部分学分,认可学分当然就意味着允许学生转学。转学制度在学籍管理制度的本质是学分互认。我国目前认可国外一些高校的学历和学位,这意味着我们认可了留学生在国外大学场域中完成的一个整体的教学课程,整体都承认了为什么不承认部分,不能支持转学呢?”卢晓东强调,从教育财政视角审视,积极地接受中国留学生转学回国还意味着节约了公派留学的财政投入。
7月19日,由智库长江教育研究院和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组织的“留还是回:全球疫情背景下西方发达国家留学政策突变及应对”线上专题研讨会举行。在此次会议上,专家们一致认为,“尽管目前全球化受阻,但数字化时代,世界的互联,人类合作的趋势难以扭转。和平和发展仍将是全人类面对的主题。国外留学生回国继续学业,看似一个具体的制度设计,但恰是教育现代化发展历程所必须。”周洪宇强调:留学转学的问题在疫情背景下凸显,但事实上我们要站位于中国未来教育发展改革创新的高度,站位于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的高度,站位于中国建设世界教育强国的高度来统筹考虑。至于如何具体地来改革现有的制度,作出新的制度设计,需要国家有关部门对相关政策法律法规,进行通盘地梳理和考虑。这次会议上,专家们强烈呼吁“基于人才战略、基于教育规律、基于关爱,在微观层面,尽快探索转学、插班、学分互认、借读等多种形式支持留学生自愿选择回国继续完成学业的相关制度。”
作者/周洪宇
留学事业历来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就近代史来看,留学事业一直影响到中国的教育现代化,影响到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命运。
1978年邓小平同志以前瞻的战略眼光,作出了恢复和派遣留学生的重大决策,由此开启了我国当代教育对外开放的大门。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留学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教育工作,对留学工作非常重视,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批示。比如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留学工作要适应国家发展大势和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统筹谋划出国留学和来华留学,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培养造就更多优秀人才,努力开创留学工作的新局面。2019年3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巴科时指出,教育交流合作是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增进中美友好的民意基础。
我们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作为新时代,特别是疫情背景下留学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根本遵循,把统筹谋划作为一个战略思路。2016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曾经印发了《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工作对外开放的若干意见》。2020年6月,教育部等八个部门再次印发《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
疫情背景下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但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我相信,疫情对出国留学的影响是暂时的,不是永久的。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由世界教育追赶者向并跑者发展的过程特征没有变,我国推进教育对外开放的基本出发点没有变,教育对外开放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需要做的是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保持改革开放的定力,发挥中国最大消费市场、最大留学市场、最大人才市场的潜力。
而如果美国试图将教育政治化,单方面改变教育政策,特别是留学生政策,那最终受到损害的是美国自己。它不会吸引到世界上最优秀的生源,最优秀的人才,而这些生源和人才,将会转移并流失到其他发达国家。事实上,美国国内的执政党与在野党,政府与社会,政客与民众,政府与大学以及教育工作者、科技工作者对留学政策的看法和立场并不完全一样,也有力量与美国政府逆潮流的政策进行博弈。
要解决留学人员因疫情影响,无法按时接受国外院校学习等问题,需要着眼长远,要在“留”“回”“去”三个方面,提供制度供给。
第一,在目前留学教育的供需两端情况还不太确定的情况下,外交部、教育部等有关部门,在作出具体决策前,首先应该对拟回国的留学生及其家长进行深入地调研,全面准确地了解他们的实际需求。在此基础上,再来看一看政府应该做什么和能够做什么。这些方面有学者建议,我国驻外大使馆、领事馆应该将海外高校关于入学政策、授课方式等留学生关心问题的最新信息及时汇总,反馈到国内来,并与留学生及其家庭快速了解最新进展,减少他们的焦虑。同时也应该帮助留学生协调诸如部分海外高校由于各种原因取消我国留学生入学资格之类的矛盾等。
第二,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出台相应政策,对凡是愿意回国继续学习的留学生,根据其自身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实行转学,对研究生层次和本科层次的留学生,参考其原来所读学校的情况,提供合适的选择方案,经过一定形式的考试考核,分别转学插班到相应的学校继续学习完成学业。对原来就在社区大学,一般专科院校学习的留学生,提供合适的选择方案,经过一定形式的考核,进入国内相应层次和专业的高职院校学习。
第三,建议国家外交、教育等行政部门对于希望现在继续留在国外学习,但是又因为疫情而无法进行线下或线上学习的学生,给予相应的协助或提供便利,协助他们联系到国内相应对口的学校学科专业,继续完成学习任务,以体现国家的关心、关爱、关怀。
第四,由于转学、插班、免试入学等政策措施,涉及国家有关政策法规的调整,涉及一些既有政策规定的调整,需要尽快地处理。这个可以通过相关的行政部门调整政策,甚至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采取释法或作出有关决定等方式解决。比如对2004年被教育部废止的原国家教委1990年出台的《关于出国留学生回国学习有关问题的通知》,这类部门规章制度,其中好的内容,当年的有关改革创新的好措施,还是应该保留下来,可以重新以某种规章制度的方式发布实施,这是对于政策进行一个调整。
至于涉及更高层次的有关法律法规,特别是一些教育法律法规,可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以作出授权国务院在某些地方暂时调整实施有关法律规定的决定等形式,选择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武汉、长沙、西安、广州、沈阳、成都等高等教育资源比较集中的高校作为试点省市,暂时调整相关制度的有关规定。还可以在今后修改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学位法(原《学位条例》)等法律时,一并予以调整。
总之,我们要对未来留学生出国和回国学习等问题做统筹规划,借解决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带来新困难、新问题的契机,尽快调整相应的政策,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建设更加有利于全面对外开放,有利于培养、造就各类高层次人才的,与国际接轨的留学和转学等制度。(作者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院长,华中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