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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特殊时期。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的扩散，加剧了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方案、中国经验、中国故事等，成为了解决当今世界问题的重要视角和重要手段。经过新中国70年的发展，中国教育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这伟大的70年建设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涌现出了许多中国教育学派。其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提出的“生活·实践教育”理念，就是产生重大影响的中国教育学派之一。
什么是“生活·实践教育”？
从概念上说，周洪宇认为，“生活·实践教育”是指源于生活与实践的教育，通过生活与实践来实施的教育，为了生活与实践的教育。它以生命为源起，以生活为内容，以实践为方式的教育，它以全人类的教育实践为研究对象，运用“实证、实验、实践”的研究方法，对真实的教育实践问题开展研究和实验，尝试创新新的教育制度和教育理论，探寻人类教育发展的新道路和新学派。“生活·实践教育”的显著特征就是一个字：“实”。所谓“实”，就是指注重“实际”“实效”“实学”“实证”“实验”“实践”。“生活·实践教育”追求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实践主义的科学结合，既注重思想，又注重行动，强调中西贯通、知行合一。
“生活·实践教育”的基本原理
周洪宇认为，“生活·实践教育”是针对当前教育存在的弊病提出来的。我们当前的教育面临三大问题，即教育与生活脱离、学校与社会脱离、教学（学习）与实践脱离。而“生活·实践教育”是解决这三个问题的良方。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周洪宇提出了“生活·实践教育”的四大原理：生活即学习、生命即成长、生存即共进、世界即学校。因此，周洪宇的“生活·实践教育”具有世界意义和时代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生活·实践教育”体现了“国际视野、中国立场”。“生活·实践教育”理论产生于21世纪初中国本土，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理论、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学与当代积极心理学的基础上，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西合璧，古今贯通，融入新的理论，适应新的时代，通过实践、实证与实验发展而来。经过十余年的探索与反思，逐渐明确了理论体系与实践模式。
其次，“生活·实践教育”体现了“时代之问、全球实践”。“生活·实践教育”是针对当今时代问题和教育问题而提出的。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的热潮正在兴起，人类社会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工业化进入“新工业化”阶段，信息化进入“网络化”“智能化”阶段，全球化进入“新全球化”阶段，这些都对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有效应对这些挑战，抓住机遇，适应时代和社会的急剧变化，需要在教育理论上作出新探讨。同时，随着人类社会教育事业的不断进步发展，人类教育在第一次教育革命和第二次教育革命之后出现并逐步加剧的教育与生活脱离、学校与社会脱离、教学（学习）与实践脱离等弊端，迄今尚未得到克服，在当今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也需要有针对性地提倡“生活·实践教育”来努力克服。一百年前，陶行知、黄炎培、陈鹤琴等一批教育家曾力倡“生活教育”“实用主义教育”“活教育”等，正是在试图克服这些教育弊端的基础上而作出的尝试，今日我们提倡“生活·实践教育”，也是在“照着讲”之后“接着讲”的尝试，承担的是一种历史使命与责任。“生活·实践教育”的初衷就是培养中国现代化所需要的人才，消除教育的异化，处理好生活与教育、社会与学校、教学（学习）与实践的关系，进而逐步形成一套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又有中国气派和世界眼光的教育理论。
再次，“生活·实践教育”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生共联共建。“生活·实践教育”的宗旨是“国际视野、人文精神、理论融合、实践创新”。在全球化时代，每一个民族、国家都要培养具有爱国情怀、国际视野的世界公民，参与全球竞争与全球治理。我们的教育也需要向各个国家和地区学习他们先进的理念与做法。但是，不管时代如何发展、科技如何进步，我们始终不能忘记的是教育是人的教育，使人成其为人。“生活·实践教育”尊崇的是以人为核心的和谐共生的新教育，是在张扬个性的基础上又具备人类整体性意识的新教育，是一种注重绿色生态可持续的新教育，是融合西方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人文价值和精神的新教育。在这样广阔而深邃的大教育视野下，我们将不断地吸收东西方先进的教育理论，创新教育实践，提升教育品质。
随着周洪宇的著作不断在国外出版以及多次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教育史大会以及美国、英国、德国等名校的演讲，“生活·实践教育”理念走出了国门，在世界上的影响不断扩大。总之，周洪宇的“生活·实践教育”是为了解决当前世界面临的、普遍的“空心病”和“玻璃心”而提出的适应时代发展的，解决世界教育问题的中国方案。其根本目的在于使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即让每一个学子都能寻找到生命的意义和生活的价值，为人类追寻美好生活注入强大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