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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我作为民进中央特约研究员,应邀参加民进中央的参政议政(成都)年会。在闭幕式上,给我一个十分钟的发言机会。我说,由于健康的原因,每个人的人生长度都比较相似,但是,人生的厚度大有不同。加入民进,让我过上两辈子,原因在于每一天都比别人多做一点事情,那么积累起来,就会增加人生的厚度。我那一天总结的关键词有参政议政、竭诚尽智、专业研究、互联网+。
我在1979年从老家福建到湖北财经学院读书。1986年硕士毕业留校。在本系财政史教授蔡次薛先生的推荐下,在1988年,我就填写了入会的申请表,1991年12月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1992年,也就是我30岁时,正式开启参政议政的进程。我学的是财政学专业,因此,由此至今,我的参政议政始终围绕着财政经济问题展开,包括我的公车改革的建议。
由于我积极主动地参与各种参政议政的活动。1998年1月,被中南财经大学推荐到武昌区当政协委员。而武昌区政协看到我是一名研究财政学的副教授、博士研究生,也就毫不客气地把我纳入武昌区政协常委的名单中。
在当武昌区政协常委的一年中,我积极提提案,还在全区干部大会上做经济形势的报告(实际上是转述全国工会十三大上朱镕基总理的经济形势报告),把自己编写的通俗读物《税收流失与94新税制》、《中国金融警示录》等赠送给武昌区的干部。我成为很合格的政协常委。
1999年1月,由于武昌区政协的一位党外副主席到年龄退休。我被当时的区委书记看中了。区委书记力排众议,使得我在37岁时,成为武汉市的一名“副区级干部”,在当时应该是武汉市最年轻的区政协副主席。
在这个岗位上,我也是“蛮拼的”,不负众望。比如,建议武昌区打造三个广场:红楼广场、起义门广场、中山舰广场。学习婺源,建设昙华林街区。打造沿江景观带。把司门口、户部巷打造成华中美食街区,等等。
按照当时的做法,党内的武昌区政协副主席有专车可坐。我作为兼职的政协副主席,安排专车肯定是不合适的。武昌区政协每个月给我300元,权当是来往于大学与区政协之间的交通费。1997年我买了一辆摩托车,2001年我买了一辆夏利车。2008年区政协换届,我不再当副主席。整整10年的武昌区政协的经历,培养了我的参政议政能力,像一个人的成长一样,参政议政也要从基层做起,不断积累经验。我有这个机会,也因为我是一名民进会员。
与此同时,各级民进组织也给我提供了舞台。我从民进中南财经大学委员会副主委到主委,积极开展基层民主党派的活动。在民进湖北省委会中,又从经济专委会副主任到主任,积极进行经济方面的参政议政活动,写提案,做会议发言,给省委统战部与其他党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因此,2000年6月,在蔡述明主委的推荐下,我当选为民进湖北省委会副主委。成为当时湖北省最年轻的省级民主党派副主委,这个记录保持了一年半的时间。
由于是副主委,我在2001-2002年当了两年的省人大常委。到2017年,由于时间关系,我辞去了副主委的职务。但是,依然是参政议政不停步。
2003年3月,我开始了十年的全国人大代表的生涯。从2004年开始,我就以官员代表的身份提公车改革的建议,一直提了9年。此外,中部崛起、保留武汉铁路局、经济区间增幅、加强依法治统、特警持枪巡逻等建议也受到高度的重视并采纳。
2003年5月20日,对我来说,是一个极为特殊而重要的日子。我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处长、博导的岗位到了湖北省统计局任副局长。上班第一天,我的司机就兴冲冲地来到办公室,但是被我“炒掉”了。我说我自己会开车,也有能力买车。我立刻到了局长办公室,提了我的第一个要求——让我车改。我的方案是“自购私车,一月500(后来提高到1000、1200),出武汉市实报实销”。局长很爽快,第二天一上班就通知我可以。于是中国有了“叶氏车改”。一年可以节约最少8万。
当了十年全国人大代表之后,2013年1月,我又当了湖北省政协常委、人资环委员会副主任,回到了政协的队伍。2018年至今,我还是省政协常委。2013年,我的第一个提案仍然是公车改革——《关于在我省推进公车改革的建议》。
公车改革的建议,我从学术界、全国人大会提到省政协会,还是有效果的。2014年7月16日下午3点,中央机关通过央视节目对外宣布公车改革。那天下午采访我的媒体超过30家。
媒体问我,这些年来你提了很多建议。最重要的有哪些?我一般会说三个代表性建议:一是就全国而言,提公车改革,一年可节约1000亿元;二是就湖北而言,2012年我关于宜昌襄阳市委书记由省委常委担任被采纳;三是就武汉而言,长江新城的选址与我的建议完全一致,我在15年前开始呼吁汉口北新区。
没有民进,就没有我的今天。如果不是民进会员,我就不可能当上武昌区政协常委、区政协副主席,不可能成为省人大常委,不可能成为全国人大代表,不可能成为省政协常委。
感谢各级民进组织给我提供了一个又一个的舞台!此生无憾。
我现在虽然离开了省民进的领导岗位,仍然关心省民进的参政议政工作,省民进还给我设立了“叶青参政议政室”。这些年来,我觉得参政议政要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把专业研究与参政议政有机地结合起来,你会觉得无比的轻松。二是要有“双服务理念”,既要通过写社情民意信息、建议、提案等为领导服务,又要通过互联网、智能手机,为人民服务。
我给党外人士讲课,建议他们把参政议政与专业研究结合起来,参政议政是专业研究的必然延伸。我们要以蔡述明先生为榜样。通过蔡先生的努力,湿地研究从“冷学”变成“显学”。“森林是地球之肺,湿地是地球之肾”,已经家喻户晓,耳熟能详。我也是以蔡先生为榜样,把参政议政与专业研究结合起来。把财政问题研究与财政节约方面的参政议政结合起来。把公车改革建议与公车改革的实践结合起来。
我认为,参政议政的范围很广,一是宏观参与议大事,二是微观服务办实事。具体可以分为两大种类:专业研究型和社情民意型。
民主党派成员大都是专业人士。各民主党派都有自己的人才库。这样,参政议政往往也是专业研究成果的运用,是专业研究的合乎理性的延伸。有些观点的提出,具有不可替代性。
参政党专家对问题的理论分析,客观上形成课堂教学、研究报告、专著、论文、提案、信息完整的多重的应用系列,最大限度地发挥科学研究的效用。而执政党成员不一定会去做,也没有相应的要求。积极参与参政议政,对党外学者来说,是一件大好事。
在专业研究促进参政议政的同时,参政议政也反过来推进专业研究。有的课题是中共领导层出题目,参政党解题。这对专业研究者来说,也有一种推动引导作用,进一步了解各级政府对相关领域的关心问题,修正研究计划。这些年来,在参政议政的推动下,我的专业研究也取得一定的成绩,2017年在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公车改革之路》,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代表谈财政》,2018年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代表谈审计》。
社情民意型的参政议政同样重要。专业研究者同时又是社会一份子,是“社会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工作环境决定了他有许多渠道来了解社情民意,这种社情民意也是各级政府决策时要充分掌握的。
将参政议政与互联网相结合,我有13年以上的体验。2006年3月之前,我的代表建议一般是通过媒体记者采访之后,才会上互联网的。那时我没有想到自己把参政议政成果发在网上。与大多数代表委员一样,我只是在大会期间努力发出声音,大会结束后各自回家,等待来年再相会。
2006年3月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当年3月2日,人民网给15位代表委员开通了博客,我的名称是“代表叶青的博客”,由此开始了“一天一博客”的生活,到现在一共发了2359篇。有了微博之后,就没有再“一天一博客”,而是把在其他地方发表的文章原稿放在博客上。
2010年2月底,新浪微博动员我写微博,我开始是拒绝的,因为当时微博主要是文艺界人士在写。半个小时后,微博管理员发来短信,告诉我已经把微博与我的手机绑定,用发短信的方式就可以发微博。这提高了我的兴趣,原来还可以这么简单地玩微博啊。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之后有了新浪微博、腾讯微博、人民微博、微信、企业E家五个平台,它们成为我参政议政的新平台。我可以快速地从互联网上获取资料,也可以发出我这个政协委员的声音。
2016年1月7日,时任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等领导接见了包括我在内的六位湖北“大V”,更加重视发挥“大V”的作用。1月17日,我接受湖北日报新媒体“动向新闻”的邀请,在“思想”栏目开设专栏“大V叶青”,又开始了“一天一文”的生活。我把它视为“一天一文一课”,即一天写一篇文章,相当于讲一节经济形势的课。
2017年3月起,我开设了微信公众号——中部之声,我每天负责“叶青看财经”“叶青看数据”两个栏目。每天整理两个栏目的内容,是我的底线。到目前为止,我在七个平台上传播经济信息——新浪微博、腾讯微博、人民微博、微信一、微信二、超G名片、今日头条。粉丝超过500万。有的企业家对我说,每天在睡觉前看看我的微博微信,才能对一天的经济形势有了基本的了解。
我是参政议政与互联网融合的受益者与推动者。
祝民进湖北省委会的各项工作越做越好。
(作者系湖北省政协常委、省统计局副局长、民进湖北省委会叶青议政室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