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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91年12月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1992年，也就是我30岁时，正式开启参政议政的进程。我学的是财政学专业，因此，由此至今，我的参政议政始终围绕着财政经济问题展开，包括我的公车改革的建议。
由于我积极主动地参与各种参政议政的活动。1998年1月，被中南财经大学推荐到武昌区当政协委员。而武昌区政协看到我是一名研究财政学的副教授、博士研究生，也就毫不客气地把我纳入武昌区政协常委的名单中。
在当武昌区政协常委的一年中，我积极提提案，还在全区干部大会上做经济形势的报告（实际上是转述全国工会十三大上朱镕基总理的经济形势报告），把自己编写的通俗读物《税收流失与94新税制》、《中国金融警示录》等赠送给武昌区的干部。我成为很合格的政协常委。
1999年1月，由于武昌区政协的一位党外副主席到年龄退休。我被当时的区委书记看中了。区委书记力排众议，使得我在37岁时，成为武汉市的一名“副区级干部”，在当时应该是武汉市最年轻的区政协副主席。
在这个岗位上，我也是努力工作，不负众望。比如，建议武昌区打造三个广场：红楼广场、起义门广场、中山舰广场。学习婺源，建设昙华林街区。打造沿江景观带。把司门口、户部巷打造成华中美食街区。
按照当时的做法，党内的武昌区政协副主席有专车可坐。我作为兼职的政协副主席，安排专车肯定是不合适的。武昌区政协每个月给我300元，权当是来往于大学与区政协之间的交通费。1997年我买了一辆摩托车，2001年我买了一辆夏利车。2008年区政协换届，我不再当副主席。整整10年的武昌区政协的经历，培养了我的参政议政能力，像一个人的成长一样，参政议政也要从基层做起，不断积累经验。
2000年6月，我当选为民进湖北省委会副主委，好像每个月也给了300元。在2001-2002年当了两年的省人大常委。到2017年辞去了副主委的职务。
2003年3月，我开始了十年的全国人大代表的生涯。从2004年开始，我就以官员代表的身份提公车改革的建议，一直提了9年。
2003年5月20日，是一个重要的日子。我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处长、博导的岗位到了湖北省统计局任副局长。上班第一天，我的司机就兴冲冲地来到办公室，但是被我“炒掉”了。我说我自己会开车，也有能力买车。我立刻到了局长办公室，提了我的第一个要求——让我车改。我的方案是“自购私车，一月500（后来提高到1000、1200），出武汉市实报实销”。局长很爽快，第二天一上班就通知我可以。于是中国有了“叶氏车改”。一年可以节约最少8万。
2013年1月，我当了湖北省政协常委、人资环委员会副主任，回到了政协的队伍。2018年至今，还是省政协常委。我的第一个提案仍然是公车改革——《关于在我省推进公车改革的建议》。这个提案的主要内容有三部分。
第一部分，2011年以来，我国的车改工作有了很大的推动。一是在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两次提出“积极推进公车改革”。二是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条例中推出积极推进公车社会化改革。三是在国家发改委等17部委联合发布的节能减排全面实施方案推出加快公车改革，公务员带头实行“135”的低碳出行方式（一公里走路，三公里左右骑自行车，五公里以上坐公交车）。四是杭州、惠州、温州等城市实行或者完成了公车改革，有了成功的经验。
第二部分，目前公车的浪费有目共睹。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一是使用上的浪费，一般的说法就是“三个三分之一”，领导办公事三分之一，领导办私事三分之一，司机办私事三分之一。二是道路上的浪费，我自己开车上下班，只要两趟，司机送就要四趟。三是维修上的浪费，虚报维修费用。
第三部分，建议我省在中部率先完成公车改革的启动工作。
一是加强对公车改革必要性的认识。中国的政府是最“昂贵”的政府。政府公车、公务接待、因公出国等“三公”支出一直居高不下。行政成本最低的国家是日本，一般性行政支出占财政支出的2.8%，美国是9%，中国高达23%。
二是在社会上讨论公车改革方案，统一认识。现在公车改革的最大障碍在于公车的使用者。而实行公车改革和推广校车，可以解决部分城市堵车的问题，可以实现低碳出行。
三是建议在我省选择一两个地级市作为实行车改的试点城市。
四是公车口径统一。把公车改革的范围从党政机关、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扩大到国有企业、财政拨款事业单位、公检法，甚至军队、武警。仅仅是党政机关实行车改，达不到效果。
五是在公车改革的推动下鼓励公务人员低碳出行。我建议“三五一零”。即三公里左右走路，五公里左右骑自行车，十公里左右坐车或者开车。“一三五”强度不够。
六是使用民族品牌作为公车。这样做可以压缩支出，改变政府形象，刺激民族展，为车改做准备。
公车改革的建议，我从全国人大会提到省政协会，还是有效果的。
2014年7月16日下午3点，中央机关通过央视节目对外宣布公车改革。那天下午采访我的媒体超过30家。
2015年7月底，湖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联合下发《湖北省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总体方案》。据测算，湖北省、市、县各级车改后的公车数量将压缩51%，年公务交通总支出比车改前减少数亿元。统计局的车改始于7月。
2016年8月全国党政机关的公车改革基本结束。在2019年年底，原则上要求国有企事业单位公车改革全部结束。我初步估计，全国车改完成，大致一年可以节约1000亿元左右。因为全国的公车多达250万辆左右。
公车改革能不能节约？这是很多人问我的问题。只要看江西新余的例子就可以了。
新余市2014年1月启动公共用车改革。不仅有效节约了开支，还适度推动了全市经济发展。2014年全市（包括县区和乡镇）公车购置和运行费用为4171万元，比2013年大约减少了3058万元，减少40%。其中，市本级购置和运行的费用比2013年减少了1837万元，运营费减少46.99%，购置费减少44.2%。2014年全市小车上牌量为15636辆，同比增长20.61%，一些公务人员也积极购买用车，拉动消费。公车改革还促进了全市领导干部改进作风，促进了党风廉政建设。
2019年7月，财政部办公厅、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办公室、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办公室联合印发《关于规范差旅伙食费和市内交通费收交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
规定中央单位出差人员出差期间按规定领取伙食补助费。除确因工作需要由接待单位按规定安排的一次工作餐外，用餐费用自行解决。出差人员需接待单位协助安排用餐的，应当提前告知控制标准，并向伙食提供方交纳伙食费。
出差人员出差期间按规定领取市内交通费。接待单位协助提供交通工具并有收费标准的，出差人员按标准交纳，最高不超过日市内交通费标准；没有收费标准的，每人每半天按照日市内交通费标准的50%交纳。
十八大——车改——出交通费，十八大——中午不喝酒，晚上可以喝——中午晚上都不能喝——自费吃饭，是一个符合逻辑的过程。一边拿出差交通费、伙食费，一边免费坐车、免费接待的状况正在消失。
很多媒体记者都会问我：你为什么要车改？我在很多讲演中也都要回答这个问题。在《中国公车改革之路》一书中，我分析了以下原因：
第一，专业使然。1979年8月的一天，我拿到了湖北财经学院财政学专业录取通知书，从此与财政结下不解之缘。1983年，我本科毕业，继续在本校攻读财政学硕士学位。1986年硕士毕业留校，从事财政史的教学研究工作。2001、2002年当了两年的湖北省人大常委，审查讨论预算等问题。2003年到2012年，当了十年的全国人大代表，讨论预算草案、修改预算法等等。我这个学财政学的人，没有离开财政领域。现在，我的微博、微信中的内容主要有两个：政府经费怎么节约，湖北经济怎么发展？
在参政议政上呼吁公车改革，我在理论上也在专注研究公车改革。我的第一篇关于公车改革的文章发表于2000年，第一本公车改革的专著——《中国公车改革之路》出版于2017年6月，32.6万字。
第二，民主党派。我是1991年12月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民主党派不是反对党，但应该是“批评党”——善意的批评。“成绩不说不会跑，问题不说不得了”。我参政议政的方式有：调研报告、代表建议、委员提案、党派信息、会议发言、采访约稿、博客微博微信、讲座等。
第三，社会角色。委员、代表、参事、咨询委员、特约审计员等便于发声。除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我还当过湖北省政府咨询委员，黄石市、恩施州、荆门市等咨询委员，武汉市政府参事，国家审计署、湖北省审计厅两级特约审计员。敢于提建议，是我的一种习惯。也是中国“最有资格谈车改的人”。也是我唯一可以践行的建议——自己给自己设计公车改革方案。
第四，传统文化。国学与人的成长关系密切，就像是阳台的花草与露台的花草。你接受国学的阳光雨露，就会像露台的花草一样，茁壮成长。你如果拒绝国学的影响，就像阳台上的花草一样，只有烈日的暴晒，而没有雨水的滋养。只能靠人工浇水。在中国历史上，孔子的政在节财，孟子的政在得民，傅子的政在去私，对我影响极大。
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的确如此，财政史的研习使我认识到一个人应该如何为社会服务，才能够对得起历史，成为历史发展的正能量。我还觉得，读史使人坚强。公车改革遇到什么困难也不怕。
中国的思想史就是一部以“节用爱民”为主题的历史。其中，孔子、孟子、傅子的“三政”对当前治国理政意义深远。
《孔子家语•辩政第十四》记载：“子贡问于孔子曰：昔者齐君问政于夫子，夫子曰：政在节财。鲁君问政于夫子，子曰：政在谕臣。叶公问政于夫子，夫子曰：政在悦近而来远。三者之问一也，而夫子应之不同然，政在异端乎？孔子曰：各因其事也。齐君为国，奢乎台榭，淫于苑囿，五官伎乐，不解于时。一旦而赐人以千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节财……。察此三者，政之所欲，岂同乎哉？”
子贡问孔子说：从前齐景公请教您如何才能使政治清明，先生说：政治清明在于节省财用。鲁哀公请教您如何使政治清明，您说：政治清明在于教育臣下。楚大夫叶公请教您如何使政治清明，先生说：政治清明在于使近者高兴，远者来归。三个人问的是同一个问题，而您的回答却不同，难道是有不同的解释吗？孔子回答说：因为各人有不同的情况啊。齐景公治理国家，亭台楼阁建筑得太奢侈了。打猎时所圈的土地太大了，声色之好，没有一刻停止过。一个早上就赏赐了三个能够提供一千辆战车的采邑，所以我说：处理政务在于节省财用……仔细考察这三个方面的问题，难道政务上所要解决的困难，可以用同一个方法吗？
“政在节财”对于一位研究财政历史的人来说，影响极大。当副局长之前，我呼吁车改，当副局长之后，我践行车改，希望全国推动车改，因为一年可以节约一千亿。推动中国车改，是我这一生中最值得自豪的事情。
《孟子•尽心上》记载，孟子曰：“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孟子说：仁德的言语不如仁德的声望那样深入人心，好的政令不如好的教育那样赢得民众。好的政令，百姓畏服；好的教育，百姓喜爱。好的政令得到百姓的财富，好的教育得到百姓的心。孟子在这里强调，民心比民财更为重要，因此，“得民”可以演绎为“为民”。有一条“儒家定律”很重要，即《大学》中说“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孟子是主张得民财要适可而止，得民心则是多多益善。
西晋的傅玄在《傅子》中说：“政在去私，私不去，则公道亡。”主持政务关键在于去掉私心，否则就没有公道可言了。官员不论大小，私利不可图。“去私”对我这个手上没有一分钱审批的省统计局党外副局长来说，就是表现在为了湖北的发展，不顾个人得失地建言献策。
为政之道，应该节民财、得民心、去私心，对于一个个具体干部来说，就是节约公物的事多多去做，不取不义之财，个个如此，政府也就是应该能够得民心。
第五，爱车如命。从轴承车、自行车、助动车、摩托车到轿车，我都喜爱。2001年1月8日，买了人生的第一辆汽车——天津夏利，不到5万元。
第六，简约方式。享受一种简约的生活方式，最重要的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自己会开车，就积极参与车改吧。这很自然。
第七，官员身份。代表、委员、学者等“体制外”的人呼吁公车改革，这很正常。我这个体制内的人（官员）来呼吁车改，就是“自己革自己的命”，效果更好。网络上网民称我是中国“用车成本最低的厅官”、“中国最有个性、最另类的官员”。我感到受之有愧。在失去专车的人的眼里，我是“历史罪人”。但是，我相信，在一群人中，做好自己，才能带动别人。我觉得做事比当官重要，更有意义，我的体会是“当多大的官，组织上定；做多大的事，自己定”。
第八，嫉费如仇。在我看来，浪费公款也是一种恶。自己开车是对路面最大的节约，“行政如治家”。在家里怎么做，在办公室也怎么做。“捐出私物是行善，节约公款是积德”。
第九，晕车到老。晕动病是汽车、轮船或飞机运动时所产生的颠簸、摇摆或旋转等任何形式的加速运动，刺激人体的前庭神经而发生的疾病。我的母亲有严重的晕车病，我也从小受到影响。我现在自己开车不晕，坐别人的车就会晕车。还是自己开车好。
媒体问我，这些年来你提了很多建议。最重要的有哪些？我一般会说三个代表性建议：一是就全国而言，提公车改革，一年可节约1000亿元；二是就湖北而言，2012年我关于宜昌襄阳市委书记由省委常委担任被采纳；三是就武汉而言，长江新城的选址与我的建议完全一致，我在15年前开始呼吁汉口北新区。
感谢各级政协、各级人大给我提供了一个又一个的舞台！此生无憾。
本文刊登于《人民政协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