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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提出，改革下一步就是要再出发。如何再出发？政府职能转变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关键所在。特别是在“放管服”改革中，要做到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好，该服务的服务好。就高教领域而言，就是政府怎样让高校发挥办学自主权，并让办学自主权发挥好、利用好。这也是推进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一环。
那么，在这一过程中，该怎么认识放、管、服三者的关系？改革又有哪些突破口？为此，记者采访了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
解决权力配置的科学性与效率性问题
《中国科学报》：在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您最看重、最期待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周洪宇：党的十九大强调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开启了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新征程。我关注了教育治理现代化，即在先进的教育治理理念引导下，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治理主体通过科学有效的治理方式，使教育思想观念、教育内容、方法与手段等逐步提高到世界先进水平，推动教育改革与发展。
教育治理现代化是教育现代化的基本内容和重要基础，而教育现代化的核心是实现人的现代化，是从知识体系、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到行为方式的全面发展与升级，随之而来的教育治理方式的转变是根本性、全局性和深刻性的。用行政管理缺位、越位、错位制约学校办学的积极性，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中国科学报》：在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周洪宇：首先要解决的是教育行政权力配置的科学性与效率性问题。
权力下放不充分，则抑制教育发展活力；财权、人权、事权不匹配，则制约教育改革。要真正释放基层教育改革的活力和创造力，就要敢于自我革命，要积极实行简政放权，把该放的放掉，把该管的管好，做到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构建“政府管教育、学校办教育、社会评教育”的新型关系。
《中国科学报》：在教育领域简政放权的同时，需要做好哪些工作？
周洪宇：在教育领域简政放权的同时，也需要“放管结合”，即在“放”的基础上，对“管”进行变革和创新。着力破解体制机制弊端，提高公共教育服务水平，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需求，已成为当前政府和民众的普遍共识。这就需要深入推进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
“放”是政府部门角色定位问题，就是要厘清政府、学校、社会的边界和相互关系，重点是如何补缺位、纠错位、控越位，让政府归位，考验的是政府定力和推动改革的动力。
“管”的核心是政府监管转型问题，监管变革要适应经济社会新常态、科技新进展和全面深化教育改革的新形势，涉及管理体制、政府层级、部门职责、运行机制、法制保障等方方面面，目的是激发学校的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服”的核心是政府通过树立教育治理理念、构建有效教育治理机制和体制，全面提升教育治理能力，不断优化教育服务水平。
依法利用好“三个清单”
《中国科学报》：您认为，深化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其突破口在哪里？
周洪宇：如何推进放管服，突破口在于进一步明晰政府、高校、社会的权力边界。《高教法》中虽然讲明了高校有哪些权力，但是政府、高校和社会之间，权力的边界尚不明确。原则上说，政府该管的管好，但是政府该管的又是哪些？
比如，高校设置的问题，《高教法》中讲得很明确，在省一级政府的领导下，根据本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实施的可能性，来批准、设置本省高校。然而，一所高校成立不只需要向省政府申报，还得向教育部行政部门备案。备案时，教育行政部门会考虑本地、本省有没有实力设置这样一所高校，无形中把备案权变成了审批权。为此，要把权力边界划清楚，理清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就需要政府进一步列出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
《中国科学报》：在您看来，如何开出这三份清单？
周洪宇：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总体上的“管”，关键在于依法利用好“三个清单”，依法管好“看得见的手”、用好“看不见的手”、挡住“寻租的黑手”。具体包括：
第一，实施教育“权力清单”。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实行权责法定，推行权力清单制度。所谓权力清单，就是要以政府和部门清单的形式，依法界定各级政府和部门实施审批的事项、依据、内容和程序，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明确政府权力的边界，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在教育方面，国家没有授权的，政府不得法外设定教育权力（越位）；凡是权力清单规定应该作为的，不允许政府推诿扯皮和敷衍塞责（缺位）。
第二，厘清政府的教育“责任清单”。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政府机关要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勇于负责、勇于担当，坚决纠正不作为、乱作为，坚决克服懒政、怠政，坚决惩处失职、渎职。
就教育来说，对基本公共教育服务，政府依法全面负责并直接提供，主要通过财政向公办教育机构拨款，或者向需要资助的群体直接提供资助。对非基本公共服务，政府依法承担有限责任，通过统筹常规拨款、专项资助和专门补贴等多种方式，将其作为重点放在符合条件的处境不利群体中，以及市场机制不易调节的领域；对绝大多数非公共服务，主要靠人力资源市场信号对供需关系进行调节，政府不承担直接资助和办学的责任，但必须建立健全准入标准和竞争规则，依法加强行政监管，并强化行业自律，对社会效益好的办学行为给予鼓励或奖励，对违法违规及失信行为进行惩戒处置。
第三，实行“负面清单”制度。负面清单所载明的就是底线、禁区。教育领域实行负面清单模式，清单之外的政府不再审批，各类主体都可依法进入，这样就可尽量缩小政府审批的范围，加上清单相对明确和透明，有利于减少审批自由裁量权，防止不当限制和行政垄断。因此，要对教育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定价或指导价服务性收费、职业资格、教育公共服务事项等，实行目录清单管理，实现清单之外无权力、清单之内必须为。
转变行政职能与削减审批事项
《中国科学报》：除此之外，您认为政府转变职能，有所为有所不为，还应该做些什么？
周洪宇：还应做到两点：着力推进政府转变教育行政职能、大力削减教育行政审批事项。
实施简政放权，首先就需要对政府角色进行重新定位，政府不再垄断学校管理权，而是与社会、学校合理分权，只保留对教育事业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重要事项的决策权和控制权，把原先由它独立承担的一些责任，转移给社会和学校，将强势政府对学校的单方面控制转变为政府、学校、市场、第三部门以及教师、学生、家长、社区等共同参与的多方共同治理。
比如，在教育体系构建方面，政府重点是对教育规模、结构、布局等方面进行宏观管理，核心是调整教育结构。彻底改变许多地方存在的重视公办教育、轻视民办教育，重视普通教育、轻视职业教育，重视正规教育、轻视非正规教育的做法，增进教育类型多样性。
全面清理规范性文件，尽可能减少对学校办学行为的行政干预，在已有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系统清理有关教育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或宣布失效，或废止，或修改；减少教育行政审批申请材料，凡是不合法、不合理的申请材料，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大道至简的智慧，坚定不移把教育行政审批改革推向深入，一律清理取消；减少办理环节，凡是不合法、不必要的办理程序，要进一步减少；减少办理时间，严重影响行政审批整体效率、无法明确规定的部分环节的办理时限，要下决心明确和统一；减少自由裁量权，概念模糊、边界不清、自由裁量空间大的部分审批要素，要逐一细化和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