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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人物
周洪宇 男，汉族，1958年出生，湖南衡阳人。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民进中央常委、民进湖北省委会主委。
全国人大代表周洪宇几乎每天都很忙。记事本里密密麻麻记录着他每一天的具体事项：去一线调研，参加省里的各种会议，给学生改论文，为学术期刊撰写文章，那怕是小事，也事必躬亲。
就在赴京参加全国两会前夕，他还参加了一场会议，向湖北团人大代表们讲授“如何写好议案建议”的经验，又在指缝间挤出时间交了期刊的约稿“作业”。赴京的高铁上，还在认真地给博士生改论文。3月2日傍晚6点17分，大巴到达国谊宾馆。才办理好入住，扒了几口自助餐，周洪宇就又开始马不停蹄地工作。
每天，周洪宇需要将24小时分为好几大块。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进湖北省委会主委、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等，十多种身份让他不得不日日熬夜至两三点，“没办法，停不下来呐”。即便这样，他还是能把件件事安排得井井有条。几乎所有熟悉周洪宇的人，都如此评价他：“勤勉、和蔼、有学问、干实事，但就是看他每天都太累了”。
周洪宇是一位具有16年资历的全国人大代表。一般每年全国两会结束后，他就开始为下一年的议案建议做准备。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田野调查。“你绝对不能看最好的，那样容易产生假象，认为这方面已经做得很好了，就会影响判断，就会失真和‘失声’，所以一定要多去一线，获得一手真实的信息。”
在一次对特殊学校的调研中，周洪宇看到自闭症班孩子上课的情景。由于行为不像正常孩童一样可控，大多情况下家长得陪同上课。“座位安排基本上是一个学生配一个家长。养个正常孩子都很艰辛了，何况这样的家庭。我当时真的很心疼。” 这一幕引起了周洪宇对特殊教育的思考，同时被写进了今年《关于全面实施残疾学生15年免费教育的建议》里。
周洪宇是位多产学者，也是位多产的人大代表。在担任人大代表的16年里，他提交了数百份议案建议。今年，他共提交20份议案建议，其中有关教育的13件，涉及学前教育、特殊教育、家庭教育等多个方面。
在接受南都专访时，周洪宇谈了自己对学前教育、校外培训治理的看法、并分享了人大代表履职经验。
谈学前教育立法0-3岁是否纳入学前教育已不是争议点
南都：学前教育立法呼吁多年，这项工作目前进行如何？
周洪宇：学前教育是教育事业发展的一个短板，立法迫在眉睫。学前教育立法呼吁了很长时间，全国人大是非常重视的。早在十二五期间，就被纳入了立法规划。十三五期间，又被纳入三类立法的第一类，摆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南都：学前教育立法推进过程中有何争议？焦点问题是“ 0-3岁幼儿是否纳入学前教育”吗？
周洪宇：最早的争议应该是学前教育的性质问题。幼儿园的性质是公益性、半公益性？还是非公益性？此前争议较大。看似简单的问题，背后有很多考量，比如，如果定位是公益性，政府就要承担大部分责任；定位半公益性或者是非公益性，家长就要承担大部分责任。
经过多年讨论，大家已形成共识，基本确定它是公益性，因此政府要承担主要责任。这个性质确定以后，我们现在再来看学前教育立法探讨，跟前些年已经不一样了。
关于0-3岁是否要纳入学前教育，也有过争议，但已不是主要争议点了。目前的关注点是，如何对学前教育立法，如何在其中界定清楚家庭、幼儿园、政府、社会各方面的关系。这一点不界定清楚，可能会有很多问题。大家一定也关注到，2018年学前教育领域出台了很多新政，这些工作实际上是为学前教育立法奠定了现实基础。比如，你首先确定了它的公益性，其次确定的是普惠性，最后确定的是普惠性里公办园和民办园之间的比例。这几个问题一环连一环，紧紧相扣。
南都：去年发布的《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出台的第一个面向学前教育的重要文件，你认为为何要在此时间节点对学前教育进行大调整？
周洪宇：因为我们的学前教育现在到了一个关键期。2009年我国的学前教育毛入园率很低，才50%左右。这个问题很快被意识到了，所以教育部门出台了多项举措来补这个短板。我们花了十年的功夫，终于把幼儿园毛入园率提高到今天的85.9%。但这不意味着任务完成，学前教育仍然是我们的短板，还有新目标摆在眼前，所以依然要进行学前教育的结构调整。
这个举措是从整体战略角度来进行部署的。你可以观察到，目前针对学前教育出台的相关政策，呼吁要加快学前教育立法，均基于这个考虑。
谈学前教育资金投入社会资本应大量投入幼儿园
南都：如何看待目前正在进行的小区配套园专项整治工作？
周洪宇：从现实情况来看，小区配套园整治的目标设定还是比较合理的，但要圆满完成任务，需要一个过程。
要将小区配套园变成普惠园，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当然是挑战，政府责任越来越大，财政压力也越来越大。从责任方面看，如果小区配套园移交做得不好，意味着政府失职。这就要求地方住建部门、教育部门等都要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此外，接管后，地方政府要对财政进行再分配，如何确定新背景下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占比，这些方面很考验地方政府治理能力。
南都：你如何看待社会资本在促进学前教育发展中的作用？
周洪宇：目前，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和社会资本支出的总和支出，做得较好的是韩国。韩国在教育方面，国家财政投入占比是4.5%，社会资本投入占比3%左右，加起来是7.5%左右。
我们国家主要是靠国家财政投入，占比4%左右，但 4%只到达一个及格线，与教育强国的目标还挺远。所以留给社会资本的空间还是很大，在学前教育方面要充分发挥社会资本的作用。
上个世纪90年代末，社会资本大量向高等教育领域投资，民办高校发展很快，但高等教育的高速增长期已经过了。如今中国财力增强了，社会资本应该再往哪里投？我认为学前教育和高中的需求最大。
南都：对于限制营利性幼儿园过分逐利的政策，你如何看？
周洪宇：我也注意到这个文件出来之后，幼儿园行业反应比较大。这不是政策本身的问题，而是政策没有说清楚的问题，是实际操作过程中各地对政策理解不一造成的。
民办幼儿园与营利性性幼儿园是不能划等号的。民办园分为营利性幼儿园与非营利性幼儿园；在营利性幼儿园里又有微利与暴利之别，这些都不能划等号，不能错误地理解政府的政策是来排挤民办幼儿园。
在接受南都专访时，周洪宇谈了自己对学前教育、校外培训治理的看法。
政策初衷并不是要限制营利园发展，而是对违规办学行为加强监管。相反，目前我们是鼓励社会资本投入学前教育的。民办和公办教育之间，如果公办占比太高，民办占比太低，是不符合教育改革目标的。公办和民办要形成一个合理比例，两翼齐飞的格局。因此在执行中，对待民营资本要呵护、引导。
谈教育新业态风险防控既不能一刀切，也不能放任自流
南都：去年接受南都专访时，你曾建议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建立红黑榜。一年过去了，这项工作达到预期目标吗？
周洪宇：迄今为止，我还没看到有政府或相关部门发布的红黑榜。红黑榜的做法在国外很普遍。校外培训机构治理中，应通过发布权威报告来驱逐“劣币”，而不能让“劣币”驱逐“良币”。我认为，在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工作中，政府的角色是督导，评价工作最好交给第三方。
南都：随着教育新业态的蓬勃发展，网络色情等有害信息裹挟着教育信息“植入”教育学习类APP、网站等。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对于教育新业态的健康发展，进如何进行有效监管？
周洪宇：我们对于新技术的应用能力、推进能力以及新技术的普及速度在世界数一数二。很多新技术别人还在观察中，我们已经是大众普及了。
在教育领域，新业态是把双刃剑，既可以促进教育公平，也可能有副作用。比如裹挟着色情、暴力等信息，危害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所以对待新业态，要全面去看，既不能一刀切，也不能放任自流。政府在这方面该做的是纠偏，比如限制“特定的场合”和“特定的时间”，哪些场合不能用，能用的场合限多长时间。
谈人大代表履职多到一线调研，不要把自己摆在专家位置上
南都：你认为作为人大代表应该如何履职？
周洪宇：在我看来，当选一个人大代表，是人民对你的信任，所以要珍惜这种信任，应该尽心尽责。不是说要到开两会的时候再来准备议案建议就行了。可能要从每次两会一开完，就着手为明年两会做准备，就要开始考虑。比如，明年我如何去提建议？今年的建议里有哪些可以保留？哪些可以删除？哪些可以深化？
去年我的建议是关于教育制度创新的，今年我的建议则是关于教育治理现代化，这是去年主题的延伸。因此，我认为人大代表对自己的工作首先要有战略性思考。比如，目前有哪些是属于全局性的问题？哪些又是老百姓特别关心的？
其实，作为人大代表，应该考虑两个需要：一个是政府工作的改进，一个就是老百姓的利益诉求，要在这两方面找到结合点、着力点和突破点。
南都：上述两方面的结合点、着力点和突破点具体如何去把握？
周洪宇：我的经验是多思考多调研。比如，我会结合自身工作，调研对口的教科文卫体相关政府部门时，通过和各个厅局的工作接触，去了解全省教科文卫体的发展总体状况。但这些不够，还要结合工作到基层调研、基层执法检查，到具体的点上去发现问题。
此外，我还要以个人的身份去调研，不到一线去调研，你不可能做到专业。你自认是个专业工作者，说的话都是专业的，那未必。往基层跑得越多，就越发现很多东西似懂非懂，千万不要把自己摆在所谓大专家的位置上，认为自己讲的话都是权威的。
来源：南都专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