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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华夏大地出土了大批秦简牍资料，主要包括：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竹简和4号墓木牍、云梦龙岗6号墓简牍、湖北荆州沙市周家台30号墓简牍、甘肃天水放马滩秦简牍、湖南龙山里耶古城1号井和城濠简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购藏竹简、北京大学购藏简牍等。这些简牍资料包含丰富的地理内容和地理信息，对深化秦地理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秦政区地理的新视野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设三十六郡，普遍推行单一郡县制，对我国行政区划制度及政区沿革地理影响深远。由于传世文献没有明确记录秦郡的名目，关于秦始皇三十六郡以及有秦一代设郡数量及郡目，学界长期存在争议。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置吏律》有“县都官十二郡”任免官吏的时间规定，“十二郡”与“县、都官”并列，“县、都官”属于内史，则十二郡应指秦内史以外的地区。通过考察，秦国最早设立的十二郡应为：上郡、蜀郡、巴郡、汉中郡、河外郡、河东郡、陇西郡、南郡、黔中郡、河内郡、南阳郡、北地郡。十二郡形成的时间当在秦昭襄王晚期。十二郡作为内史以外的地方的代称写进《置吏律》，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预示着秦朝取代周朝，因应天命、一统天下的格局即将到来。
由十二郡之写入法律文书，可知早期秦郡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从空间特征观察，十二郡中的巴、蜀、汉中在秦内史以南，一直是秦本土关中地区的大后方。北边的北地、陇西，取自戎翟，连同取自三晋魏国的上郡，拱卫秦本地的北方。这六郡一直很少变化。取自楚国的南郡、黔中（巫黔）、南阳三郡，成为秦本地（内史）的东南屏障；东边的三郡河东、河内、河外（三川）取自三晋。这六郡除黔中（巫黔）、河外（三川）郡外，变化也较小。这是秦郡空间分布的第一个圈层。此后秦主要向东方发展，又先后设置太原、上党以及东郡，秦王政十六年（前231年）发动大规模攻灭六国战争，次年灭韩设置颍川郡。太原、上党、颍川、东郡四郡在第一圈层的东部外围，可以看作第一圈层的补充，也可以视作第二圈层。秦发动灭六国的最后战争，灭六国设郡，可以看作秦郡分布的第三个圈层。秦郡第一圈层以及第二圈层的东界，在战国、秦和西汉初年的政治地理和军事地理上，具有重要地位。此界线以西，多为山区丘陵地带，以东则为华北平原和黄淮平原。自战国以降，秦累世攻打山东六国，战争早已破坏当地固有人缘关系和社会组织，加之秦的移民政策，使得关中内史与关外的三河以及太原、上党、南阳、南郡的联系日益紧密。从军事地理和地缘政治的角度观察，在关中秦国本土和山东六国之间，也需要一个军事的缓冲地带，秦郡第一圈层的东部诸郡：河东、河内、三川、南阳、南郡，连同第二圈层的太原、上党、颍川、东郡四郡，共同构成关中秦国与山东六国之间的缓冲地带，睡简《叶书》所记战事，以及秦及汉初的军事冲突，多集中在此地带。
里耶秦简牍的发现，为秦政区地理提供了新材料和新视角，其中所见郡目（含内史）有15个：内史、叁川、泰山、琅邪、河内、泰原、鴈门、代郡、巴郡、蜀郡、南郡、洞庭、苍梧、衡山、庐江。县、道、邑97个，上属32个郡，尤其是洞庭郡，里耶简所见16县，与《汉书·地理志》武陵郡所属县相同者9县，新出沅阳、门浅、上衍、蓬县、新武陵、上軴等6县，由此可知秦在南方地区设县可能较汉代为多，县的发展并非呈直线上升的趋势。从里耶行政文书涉及的地域范围看，秦迁陵县虽然偏处帝国一隅，然行政文书传递的范围，东北到潦西（辽西），东至即墨、琅邪、东晦（东海），西达陇西、北地，南界象郡，文书往来几乎遍及帝国全境，“文书行政”的影响力真是无远弗届。
交通地理的新拓展
北京大学藏水陆里程简册详细记录了从长利渠口到杨口，又从杨口沿汉水到淯口，然后向北直到洛阳的交通路线，以及从江陵到沙羡和从销县到武乡城的交通道路，其间还穿插记录几个主要中心城邑的交通状况。简册记录的重点，应该是江陵到淯口之间的交通，其中尤以江陵到杨口之间为重中之重。所以然之故，端在于秦在攻占楚郢都设立南郡后不久，即将楚人原已开凿的“子胥渎”和云梦大泽之池重加疏浚，修通连接沮漳水与汉水的人工运河，从而大大便利江汉之间的水路联系。复又在此基础上，详细勘察各段里程，兼及南郡北上洛阳的漕运水道，并详细规定江汉地区不同的河流水道，在不同季节、空船和载货重船每天的航行里数，充分显示秦人重视工程技术和精细管理的新趋向。
日用地理资料的新发现
与行政司法文书所见地理资料多与行政运作有关、多关乎国家大事不同，秦简牍《日书》所见地理资料更加关注日常实用的地理知识。通过对这类文献的考察，可以复原当时房屋的建筑样式、朝向，以及周边的居住环境等内容。由于《日书》文本的特殊性，其所反映的地理知识无疑具有某种神秘色彩和迷信方术的成分。《日书》特别关注门户和墙垣，乃在于墙垣具有阻隔内外、门户具有沟通内外的空间职能。在房屋居址的空间选择上，通过比较楚秦不同的《日书》文本，可以发现二者都是以主体建筑物“寓（宇）”为中心，涉及主体建筑物的外部轮廓及形状、其他附属建筑物以及周边的地形地势。但楚人建筑多有与宗教祭祀有关的祠室祭堂，而秦人则多庑、小内、圈、圂、屏等与农牧业生产生活有关的建筑物。楚秦《日书》的差异，当为楚秦文化不同所致。在时间选择上，较早期的时间选择来自实际的生产和生活经验，比如尽量避免在农忙时节动土兴功，而将兴建房舍等土木活动集中在每年的秋季农闲时节。但在后来的发展中，时间的选择更多地受到某种“神煞”的支配，被逐渐赋予一些神秘色彩。
秦地图的新证据
《汉书·地理志》有两处提到“秦地图”，《史记·萧相国世家》称萧何入关中“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王刘邦“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但秦地图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此前并无实物可考。放马滩木板地图可为秦地图提供新的实物证据，从中确定了该地图的方位为上南下北，与目前已知的战国中山国“兆域图”和马王堆汉代帛地图的方位一致，与现今地图的方位相反。由此或可证明，上南下北乃是唐以前中国古地图绘制的通行做法。在确定地图方位的前提下，根据各地图内在的逻辑关系，以及地图所绘与今地理形势的相关性，确认放马滩地图主要表现的实为三条水系，即花庙河、东柯河和永川河，其地域范围，东西约40公里，南北约50公里。这一地域范围，与墓主人生前的身份地位是相符的，亦可为科学评价放马滩地图的绘图水平和技术成就奠定良好基础。
（作者：晏昌贵，民进会员、武汉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