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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4日8:30，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周洪宇做客人民网，以“教育智库与教育治理”为题进行交流。
[人民网]：周院长，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首先祝贺您及长江教育研究院在过去一段时间取得的辉煌成绩。您去年又出版了《智库与治理》(上、下卷)，您在智库的实际运作和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请您谈谈我国教育智库与国外智库相比，有哪些特点？
[周洪宇]：谢谢！当前，欧美国家的高水平智库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机构中。虽然我国教育智库与国外教育智库在发展模式上有所不同，但在教育全球化背景下，教育智库的发展呈现出综合化、专业化、国际化等共性趋势。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周洪宇]：第一，强烈的国家使命。在新时期、新阶段，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我国改革发展的艰巨任务极大地增加了政府对重大经济和社会发展包括教育问题的研判与科学决策的难度，加大了国家科学治理的复杂性。智库因其服务决策的核心功能，被置于服务国家战略与决策的重要地位。作为一个高端的教育智库，必然要体现国家使命，以服务国家战略决策需求为宗旨，以促进国家经济繁荣、社会发展为依归。
[周洪宇]：第二，客观的研究立场。任何智库都具有基本立场。新型教育智库只有坚持客观的研究立场，才能实现智库科学、积极地服务和影响国家决策，履行国家使命的根本目标，并以此体现新型教育智库的专业精神。坚持客观的研究立场，就是要求智库必须实事求是、求真务实，面对重大的教育问题，要基于深入、扎实的研究，基于全面、客观的事实和证据进行系统分析，秉持科学的精神，不能主观臆断、妄下结论，避免偏听偏信和支撑不足；坚持客观立场还需要体现独立精神，坚持在研究理念和方法层面独立于长官意志而又不背离国家大政方针的前提下探寻到真实的研究结论，进而形成可供决策部门参考的思想观点、行动策略、执行方案以及风险预测等，以支撑国家科学、合理的重大教育决策。这是作为高品质智库所需拥有的重要品质。
[周洪宇]：第三，专业的意识与精神。作为高品质智库，还应拥有专业的眼光、专业的意识，以专业的业务与能力，做出具有专业品质的决策建言。智库作为专门的决策支持和咨询机构，要求在意识和精神层面具有高度的专业性。这种专业性，体现在一种对大势、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和审时度势的理性态度，能够对国家大政方针和重大战略布局、经济社会改革与发展对教育事业的影响做出快速、到位的反应和把握，敏锐地洞察可能存在的或即将出现的问题，并形成初步的专业预其次是能依靠具有一流专业水准和研究智慧的专业团队，以严谨科学、求真务实的专业态度，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开展深入扎实的研究与分析；体现在基于深厚的积累、深度的思考所形成的具有科学性、前瞻性和针对性，具有较高专业品质的政策建议、咨询报告、提案舆情等政策研究成果，可为国家重大教育决策提供科学的智力支持。
[周洪宇]：第四，开放的协同创新。作为以服务决策为核心功能与定位的智库，需要有一群多学科、跨部门的专家、精英共同协作、优势互补、协同创新，为国家高层、政府相关部门决策服好务，提供好思路、理论、策略、方案等方面的咨询与支持。随着国家改革的不断深化，越来越触及更深层次的矛盾与问题，尤其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对智库提出了更为迫切也更高的要求。教育智库作为一个重要的决策支持平台，面对国家战略需求，要以开放的姿态集智聚力，不仅要跨学科、跨领域，还要跨部门、跨机构、跨地区开展研究；不仅要面向高校、科研院所开放，还要面向政府部委、党派、社会、企业开放，实现人才和信息的广泛交流和融通。聚焦全面深化教育改革中的“真问题”，以锐意进取、合作攻关的精神和魄力，以全新的思维和思路，突破传统体制和观念束缚，开拓创新，提出具有创见性和科学性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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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教育智库有哪些类型，如何保持其独立性？
[周洪宇]：和其他类别的智库一样，从智库与政府关系的维度划分，教育智库可以将其分为官方、半官方与民间三种类型。
[周洪宇]：独立性，是指教育智库作为由专家组成的研究机构是独立设置的，在发展目标、研究理念、方式方法、取得成果等方面，具有独立性，以保证智库建设的客观、科学和民主。非独立性，是指教育智库与政府行政部门有着内在的、直接的联系，包括资金投入支持、研究课题任务外包、成果的宣传使用等，这些都要受到政府行政部门的领导与管理，教育智库不是可以特立独行的。独立性与非独立性的统一反映了现阶段中国教育智库所处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基础，特别是管理体制基础。在这一背景下，无论是民办性质还是公办事业性质的教育智库都可做到的是独立性与非独立性的统一。在承担研究任务、宣传使用成果、接受相应的经费支持等方面，更多地体现出非独立性，而在发展理念、研究方式方法、成果总结概括等方面，更多地体现出独立性。从这一特征来看，教育智库建设在许多方面要加强与政府行政部门的联系，了解对方需求，才能使智库建设和发展获得宽阔的道路和远大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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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智库通过哪些方式影响教育治理？教育智库对教育治理的影响力如何，能否通过一两个案例介绍一下？
[周洪宇]：当前，我国正进入一个需要智库的时代，教育也不例外。长江教育研究院成立十年来，在呼吁义务教育免费、研究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加强教育改革和依法治教等方面积极为政府进言分忧，成绩有目共睹。眼下，教育领域改革正在向纵深推进，牵一发而动全身，也是群众关注度最高的领域之一。政府尤其是教育行政部门的决策，需要开放性和包容性，做出科学的决策，必须依赖“接地气”的数据分析和调研报告，可以说，教育领域的深化改革呼声越高，越离不开教育智库的建言献策。因此，充分发挥智库作用，是提升我国教育治理水平的重要保障。教育智库除了在教育政策建言方面可发挥资政作用外，它还可发挥自身人才优势和专业特长，发挥教育咨询、督导和评估作用，进而促进我国教育由“外延式”向“内涵式”发展转轨。
[周洪宇]：当然，我国教育智库在参与政府教育决策、教育改革、传播教育价值观等方面还有诸多不完善之处，在未来仍需继续推进，进一步深挖教育智库的自身优势，担起时代重担，更好地服务教育发展。
[周洪宇]：教育智库以影响政府决策为研究目标，理应树立自身的责任意识，建设有特色、质量高、竞争强、影响大的教育智库，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周洪宇]：一要注重发挥高校教育领域专家的专业优势，从顶层设计上提供智力支撑。在教育发展过程中，常常有一些出现在教育领域里的问题，看上去是个教育问题，实际却是一个社会问题。这就需要从单纯教育专家到社会家的角色转变，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和核心作用，组织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咨询团队，为教育改革发展建言献策。
[周洪宇]：二要注重加强高水平政策研究，不能浮于政策的阐释而失去了创造性，忽略中国国情的纯学术化倾向和不接地气的唱高调和空谈。教育智库不仅要出对策，更要出思想，谋战略，特别是在一些前沿应用问题和重要理论问题的研究范式上取得突破。针对中国教育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和重大教育改革问题，既立足于专业发现问题，又从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全局展开研究，提出高水平政策建议。
[周洪宇]：三要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研究态度和工作方式。教育改革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过程。这一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常常相互联系，互相交叉，错综复杂。弄清这些问题的性质和成因，辨清这些问题的真假，对教育改革的成败至关重要。关键在于“转智成治”，让国家“信得过、用得上、想得起、离不开”。 这就需要教育智库以改革发展重大战略问题为研究核心，主动开展战略谋划、综合研判，为政府提供及时、解渴、解困的决策智力支持，积极推动决策质询成果向公共政策转化。
[周洪宇]：四要注重构建高效的协同创新机制，提高教育智库建言献策的质量。真正具有前瞻性、科学性、实用性的政策建议，必须有厚重的理论、多学科的视角和先进的方法作支撑。建立教育智库创新协同机制，围绕社会和人的需求、探索融合“政、产、学、研、用”于一体的高效的协同创新模式，充分释放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活力，才能推进科技智库战略咨询取得新成效。
[周洪宇]：中国特色新型教育智库不仅要努力拿出战略性、前瞻性、思想性、客观性的研究成果，还要具有可操作性，努力推动成果转化和落实，千方百计地让智库的“谋划”转化为党和政府的决策，让智库的“方案”转化为实际行动，让智库的“言论”转化为社会共识。
[周洪宇]：长江教育研究院每年都会发布教育政策建议书，一年一个主题，每年都会围绕一个主题提出十条左右建议，从2009年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规划纲要的建议，2010年对教师队伍建设的建议，到2013年第三次工业革命及其教育应对的建议，2014年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促进教育的综合改革，2015年对教育法治建设的建议，2016年对国家十三五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的建议，这些建议都得到了中央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每次发布教育政策建议书后，这些建议也都会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的提案提交给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反映到教育部、科技部、工信部、财政部等有关部门，来推动工作的进行。
[周洪宇]：从2009年开始发布《教育政策建议书》，并由此逐渐对国内教育政策决策产生积极影响。因为2008年中央开始启动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在2009年3月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即将出台、广泛征求意见之际，长江教育研究院为此专门发布自己的《教育政策建议书》，提出了十条建议。其中“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建议”这一条中，建立国家教师统一资格考试制度、统一城乡教师编制制度、实行教师合理流动制度、实施教师定期考核及退出制度等具体条款，后来都被《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所采纳，而建立独立的教育公务员制度（或者说“特殊公务员”“准公务员”，与完全的“公务员”还有所不同）的建议，具体地说就是基于公立中小学“专业性”与“公务性”兼具的性质，从中国现实国情出发，并参考日本、韩国、法国、德国的相关做法，将公立中小学教师确定为“教育公务员”，以提高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和职业地位，增强教师职业的吸引力，确保教师收入稳定增长，并为未来实行教师合理流动制度奠定法律基础。这是长江教育研究院的一条重要建议，最初也被吸纳进去了，在2009年6月份规划纲要第6稿之前还保留在内，但是很遗憾，后来在征求各个部门意见过程当中，有关部委提出了不同意见，经过与有关部门的博弈，这一条终究被拿掉了。虽然，国家960万公立中小学教师至今尚未被确立为独立的教育公务员（“准公务员”或“特殊公务员”)，留下了问题，但也能看出来长江教育研究院当初的努力，以及未来继续争取的建议空间。
[周洪宇]：又如，教育改革要从地方做起，支持地方教育的探索创新，比如应在广东深圳等具备条件的地方建立若干“教育特区”，积极支持南方科技大学的创新之举，探索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之路。这是长江教育研究院在吸收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后，在2010年教育政策建议书里明确提出来的，也引起了社会很大的关注。在2011年5月广州中山大学举办的“教育与中国未来30人论坛”上，长江教育研究院再次提出来，引起大家的热烈讨论。次年，深圳的《南方教育时报》为此举办专题讨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文东茅等专家发表意见，形成一个热潮，不少地方更加重视教育创新，以区域突破带动教改全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也很明确地提出要支持地方和基层的创新。
[周洪宇]：再如，2013年长江教育研究院放眼世界，敏锐地发现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正在向人类社会扑面而来，作为错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机会的全球发展的后起者，中国必须在这场决定人类命运的新的历史性大变革中，未雨绸缪，及时应对，加快教育变革与人才培养步伐。根据这个判断，2013年3月全国“两会”上，长江教育研究院正式向全国人大提交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及其教育的应对之策”，这是国内第一家教育智库向官方与社会提出第三次工业革命及其应对之策建议的，就是放在3年后的今天，这份教育政策建议书的观点与主张仍富有前瞻性和引领性，值得引起社会各界更大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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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教育热点比较多，教育智库如何在面对热点的时候做到不失声？
[周洪宇]：要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对国家重大教育决策和教育焦点热点问题及时做出反应，迅速开展研究，形成有深度、有见地、可操作的研究成果。长江教育研究院的成立，华中师范大学是发起单位之一。近年来，我们先后吸纳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人民大学等一大批高校的科研力量加入，在面临国家在教育领域的重大决策出台时，我们要积极响应，动员专家建言献策，提供政策建议和咨询报告。
[周洪宇]：每当出台政策，就及时组织专家举办论坛，撰写文章，分析解读，提出意见建议。自2007年以来，长江教育研究院每年在两会前都会在北京与人民教育出版社联合举办“北京•长江教育论坛”，邀请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与教育部有关负责同志、知名教育专家学者、企业界代表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听取有关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形成长江教育研究院年度教育政策建议书，向国家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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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目前教育智库所关注的与教育治理相关的热点、焦点问题有哪些？
[周洪宇]：总体上讲，应该说目前教育智库所关注的与教育治理相关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与几个问题是我们当前我们比较关心的问题。
[周洪宇]：第一，教育公平问题。我把教育公平定义为“四个均等，一个倾斜”。 “四个均等”指的是机会均等、过程均等、结果均等和质量均等，“一个倾斜”指的则是向弱势群体倾斜。具体而言，“机会均等”是指每个社会成员都享有与他人同等的教育权力和受教育机会；“过程均等”则指在教育过程中，社会成员不应因身份不同而受到歧视，而应享受平等的教育资源使用权；“结果均等”指向教育与教学的结果评判，持相同的学历在工作的机会中应受到同等对待；而对于“质量均等”，这是我们要力争的。这“四个均等”只是形式上的均等，不完全是实质均等。处于教育欠发达地区的孩子，必须对他实行弱势补偿，这才是真正的公平、最大的公平。目前，教育公平主要要关注这几个方面：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就学、贫困生免费入学、高考加分、提高农村贫困地区家庭学生就读名牌大学的比例等等。
[周洪宇]：教育公平具体讲，就是怎样真正做到教育机会、教育过程以及教育结果的公平。
[周洪宇]：第二，依法治教问题。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治教是教育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近年来，贿赂、冒名替考、泄题等腐败现象在教育系统时有发生。此外，仅以《学校法》为例，目前我国有各级各类学校50多万所，但至今没有《学校法》。由于法律的缺位，学校的独立法人地位一直未能确立，权利义务不清，责任界限不清，一旦发生校园安全事故，学校可能要承担无限责任。立法与修订不及时，影响了教育自身改革与发展。另外，近一段时间我们以及我们的很多同行都在研究或在努力实践教育领域的管、办、评分离，但是，这里面有很多法律问题并没有十分明确，都需要我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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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周院长，大数据已经成为当前和未来最重要的资源与工具，在利用大数据方面，教育智库可以有哪些作为？
[周洪宇]：大数据已经渗透到当今每一个行业和业务职能领域，数据分析能力正在成为组织的核心竞争力。大数据最大的优势在于可视化，其中探索性可视化描述工具可以帮助决策者和分析者挖掘不同数据之间的联系。大数据一方面可以提升教育智库的科技含量和运行效率，一方面也可以提高研究的前瞻性。教育智库也只有充分运用大数据所提供的信息，把握现实全局和发展趋势，更加注重前瞻性研究，最终才能将教育领域的改革引向深入。
[周洪宇]：长江教育研究院组织一批有志于这方面研究的专家、学者正在着力于建立各类教育数据库，形成一批具有集成优势的智库研究平台。应该说，充分利用利用大数据，有利于教育智库坚持用数据说话，用事实说话，通过对数据的定量、定性分析，可以为政府和各级各类学校提供全方位的更具专业化和个性化的服务。近年来，长江教育研究院在智慧教育领域也做了一些探索，依托长江公共网络教育社区、课程管理平台、综合素质评价系统、德育平台以及区域教育管理系统、教育教学质量评估系统，通过使用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数据，这些数据经过研究分析，开始服务于湖北教育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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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民间智库在进行研究的时候，往往面临着难以掌握核心数据、难以聘用到杰出人才等问题，这个您如何看？民间智库如何提升其专业性？
[周洪宇]：事实上，专业人才与核心数据并不只是民间智库缺乏，所有智库都存在这个问题。民间智库在专业人才与核心数据方面相对而言没有优势，但并不是绝对的。其实，民间智库也有其独特的优势，这就是它的机制灵活，快速高效，针对性强，能够“接地气”。因此，民间智库既能够吸引高水平专家加入其中，又能够赢得有关机构的青睐，包括掌握数据的合作伙伴。
[周洪宇]：民间教育智库也要研究国家宏观战略、教育重大决策、教育综合改革的难题，既要对一些重大基础性、战略性问题进行长期的前瞻性、储备性研究，同时还须对一些现实、突发性重大问题开展短期或即时性的研究，提出科学、有效的解决方案。民间智库要提升其专业性，关键还是人。因此，民间智库更要构建开放、灵活的人事组织与管理制度，建立新型教育智库的人事组织形式、管理方式。
[周洪宇]：一是建立灵活多样的用人制度。具体做法是，不求所有、但求所用，实现专兼职相结合、长短期聘用相结合的新机制，把教育专家资源团结到智库组织中来。根据研究工作的重心和特点，围绕重大的主题、项目和任务，以多种形式组织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展开研究、服务决策。
[周洪宇]：二是建立“旋转门”机制，打破政府、企业、智库人员流动的玻璃屏障。突破传统惯习与相关制度障碍，聘请在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行政部门任职，在教育政策研究、咨询与成果转化等方面具有丰富经验的专家型领导与同志，加盟智库，参加智库相关研究研讨、政策咨询、成果转化与形成等工作，发挥他们熟悉政策法律、熟悉政府决策过程与程序、政策制定与实践经验丰富又具有较高理论素养的综合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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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您说长江教育研究院走的是“第三条路”，如何理解这个“第三条路”？
[周洪宇]：我们长江教育研究院仔细分析是综合体，它既不完全是高校的，也不完全是企业的，它还有政府倡议和支持的背景，是产、政、学、研多重资源集合，多重优势并具的一种综合性智库。这种智库和其他智库比较而言，是个一种综合型的、混合型的，很有特点，有它的优势，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智库。从长远目标来看，我们要达到这样一个智库，这是一个特色，有很强的竞争力，符合中国的国情，是富有生命力的，我们要很好地打造它。而且我们最近也吸收了一些优秀的青年专家学者参与研究院的工作。还有一些教育领域之外的，其他领域的专家，经济学界、法学界等，还有一些企业家们，都吸引过来参加我们的工作。而且我们有很大的优势，这就是政府有关部门一直关注和支持长江教育研究院的工作。这一种机制、体制很值得研究，我们将不断完善并继续坚持走这种混合型、综合型的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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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长江教育研究院推出了教育评价指数——“长江教育指数”，这对于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有什么意义？
[周洪宇]：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委托社会组织开展教育评估监测”。长江教育研究院作为社会智库，始终把履行社会责任放在首位，“管办评分离”为社会智库服务教育拓展了空间。2013年开始谋划，2015年年初，长江教育研究院正式下发了《教育评价研究中心组建方案》，强调要遵循教育评价的客观规律，坚持教育评价实践、教育评价理论研究和教育评价咨询相结合，坚持“标准科学合理、程序严格规范、结论客观公平”的评价理念，以高水平的专家队伍建设、清正廉明的评价作风和务实高效的评价组织行为为保证质量的三大支柱，努力把长江教育研究院评价中心建成“省内有权威、国内外有影响”的专业性教育评价研究机构。《中国教育指数2015》是长江教育研究院团队首次发布，旨在为改革贡献一份“外脑”的智慧。它涵盖了全国各地区教育发展的规模、投入、质量、公平、贡献、创新、创业等各项重要指标，力求客观反映我国教育发展和创新的实情，为贯彻落实国家重大教育政策方针，综合认识、评价、监测、协调教育发展，提供了阶段性的归纳、反馈与反思。今年我们将在去年的基础上，继续完善，除了原有的“发展指数”、“创新指数”外，增加“绿色指数”，明年我们还将增加“法制指数”，不断完善指数评价指标体系，推动第三方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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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人民网去年年底发布了《2015-2016中国高校社会影响力排行榜》，您如何看待这个排行榜？媒体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些教育智库的研究，在这方面有哪些优势？
[周洪宇]：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近几年来，我也注意到一些影响力大的媒体也开始涉足智库领域，并形成影响力。的确，媒体办智库与社会智库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因为智库要影响决策、影响公众，评价智库不完全按照学术标准，而要看其影响力。相对于媒体，智库的传播能力、传播功能显然要弱；相对于智库，媒体的研究能力、智库功能也显然不够强。为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媒体可以寻求与社会智库合作。我想，这对于进一步促进教育智库的建设和发展是有积极推动作用的，对教育智库的建设、不断完善和创新都具有重要意义。人民网是国家级媒体，权威性、有实力、影响大。长研院也在研究与分布《中国教育指数》（包括发展指数、创新指数、绿色指数和法治指数）,也希望加强与人民网的合作，将自己的系列产品（建议书、黄皮书、研究报告、关键词和教育指数等等）都在人民网首发，实现“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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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访谈到此结束，谢谢周院长，谢谢各位网友，再见！
[周洪宇]：谢谢！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