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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玉国,江苏人,当过兵,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书法专业,师从李宝林、张道兴、韩天衡等当代大家,现在是中南政法大学客座教授。他的书法潇洒俊秀,不染俗气。他的国画,尤其是“红裤子系列”,人物造型匠心独运,韵味十足,画界甚为推崇。他的诗讲究声韵,语言清新,耐人品味。诗书画所蕴藏的物象和意象,以及大自然的物象,罗于其胸,丰富了他印的生命力和表现力。同时,诗书画这些“印外功”,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印风形成。
在当代,“篆”在印章中作为 “书”的意义确实是被淡化了,而“刻”,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本体语言,是深含了“篆”的意义的“刻”,是真正的“篆刻”。郝玉国对印学史上“篆”与“刻”关系的“三次变化”有着深刻的领悟,追求“刻”的本体语言的酣畅表达,凭借“篆”的书体意义所蕴含的文化元素,单刀直入,切冲结合,刀如笔般一次完成,因此,他的印率真朴华,一任自然,似清水出芙蓉。当然,他的这种“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他临摹了大量的秦玺汉印,对齐白石、吴昌硕和韩天衡、王镛等现当代的大家的印也下过功夫;对“印从书出”、“刀法加字法”、“印风即书风”等观念和实践也做过认真的研究。艺术观念是对艺术实践的总结和提升,前人的艺术观念,对于墨守成规的人来说,或是一种羁绊,对于智者而言,则是一座宝藏。艺术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不同的艺术观念的积淀,会使人在体悟中获得一种与时俱进的新的理念,而这种新的理念可使人打破旧的艺术创作模式,朝着“简化原则”拓进。郝玉国对前人艺术观念的有益接受和梳理,加之大量的临摹后对刀法的体认,使他的印在近几年有了自我突破和超越。
印,从技的层面而言,除了刀法,就应该是布白,即结构章法。印之布白,承载着印人的审美情趣、审美理想等,它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印章布白趋于“简化”,和“陌生化”是人的内心的一种需求,它如同诗书一样。古代诗从“四声”简化为两声平仄,从多句到近体诗。书法,从繁复的篆书流变到简约的草书。所以,古人有“大道至简”之谓。当一种简单规则的格式塔呈现于眼前时,人们就会感到舒服和平静。正如鲁道夫?阿恩海姆所说:“知觉有一种捕捉最简单结构的倾向。”郝玉国的印,有一种对“简化”的自觉意识,删繁就简,务从简易,从他的印中可窥见一斑。所谓“陌生化”,就是“反常化”,这一理论是20世纪初叶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学派代表什克洛夫斯基提出的。这一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任何艺术发展中的观念。形式在反复出现之后都会变得陈旧,从而失去新鲜感和吸引力,艺术家要做的就是讲这些观念与形式变得新鲜和陌生。“陌生化”手法最重要的是在形式技巧上的不断创新。汉印是对秦印的陌生化。从秦印至汉印至今,印人们似乎并没完全突破其藩篱,总是在追秦仿汉,但他们却在承续经典的同时,力求有所改变和突破。郝玉国对“陌生化”理论似乎早有所悟,在汉印的基础上,演绎着“密不透风,疏可走马”观念,而且对“陌生化”的尺度把控得恰到好处,做到了精致化和日常化。这正是郝玉国的高明之处。
才情,不单只才华,也包含情感,在艺术创作中如影随形,有才情,功夫和修为可发挥到极致,不至于遭受“众里寻他千百度”之苦。郝玉国诗书画的综合才华对他的印是“润物细无声”的,是一种不知不觉的滋润和融合。“印中求印”成就不了“家”,更无法成为“大家”。同时,郝玉国为人率真豪爽,属性情中人,每每为艺“未成曲调先有情”,他那种情感是燃烧的,给人一种气场,一股力量。他书画如此,印也如此。他的印是才情的展露,是率真和豪气的交织,是高韵和深情的辉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