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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我写了一篇“我与政协”的征文，吐露了一些心声，介绍了“我与政协”的两段情缘（1998年为武昌区政协常委，2013年为湖北省政协常委）。尽管时间紧张，还是忍不住想写一篇“我与民进的情缘”的文章。
2003年3月起，我担任了十年的全国人大代表，接受各种媒体的采访是一年比一年多。不仅接受传统媒体的采访（报纸、广播、电视），也接受网络媒体的采访（长江云、动向新闻等），还玩起了自媒体。
在采访中，很多记者问我：你为什么会提这么多的建议？我说：我是民主党派成员。
问我：你怎么会一当了省统计局副局长，就搞公车改革？我说：我是民主党派成员。
问我：你总是提湖北经济发展的短板？提多了不是得罪人吗？我说：我是民主党派成员。
问我：你怎么会搞博客、微博、微信等自媒体长达十年？我说：我是民主党派成员。
……
确实，我的很多平台是我为人民服务的机会。而这些平台都是因为有了“民进会员”这个身份才有的：民进中央委员、湖北省委会副主委，第十、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九届人大常委（2001年6月-2002年12月），第十一届湖北省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中央统战部六局党外知识分子信息联络员，湖北省政协特邀信息员，国家审计署特约审计员、湖北省审计厅特约审计员、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省委讲师团专家，武汉市政府参事，武昌区政协副主席……读者朋友要记住：此“民进”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的简称，与台湾的“民主进步党”没有丝毫关系。
因此，有一次在民进中央开会时，我当着严隽琪主席的面说：民进让我过上了两辈子，多做了一辈子的事情。这个说法一点都不夸张。
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各个民主党派开始加大发展成员的力度。我的两位老师：吕调阳教授（民建）、蔡次薛教授（民进）几乎是同时给我表格。我很是为难。最后冲着“教育文化出版”以及蔡次薛教授在会内的影响力，接受了民进的表格。自然也就“得罪”了我的另外一位恩师。分身乏术。
1989年的事情，影响了中国的方方面面，也影响了我的入会进程。各党派暂停发展成员。直到1991年12月，我才拿到会员证，来之不易。
从此，我开始披着“民进会员”的外衣参政议政，发表自己的观点，又说又做，尽量言行一致。在民进省委会领导的关怀与重视之下，我有了越来越多的头衔与舞台：民进中南财大支部主任、民进湖北省委会学习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主任，特别是在2000年6月，成为民进湖北省委会副主委（这在当时全省各民主党派中是最年轻的，这个记录保持了一年半）……
回首25年的经历，要感谢民进，让我有了许多发声的机会。在此，我把自己的体会浓缩为九个关键词：
吴天祥。我与吴天祥老人是好朋友，他也是我最为敬重的共产党员。一个完整的“吴天祥”我学不了，但是，可以学习其中的一小部分，比如时时刻刻想到为人民服务。我曾经说：武汉有三大名人提高了武汉在全国、全世界的知名度，他们就是张之洞、吴天祥、李娜。武汉最近150年有三个时代：张之洞时代武汉成为中国第二大城市，孙中山时代武汉成为政治经济中心，毛泽东时代武汉成为第四大城市、最大的省会城市（前面三位是三大直辖市）。1998年，我还是副教授，学校统战部说：你目前还当不了全国、省、市政协委员，还有一个武昌区政协委员的名额，你去不去？我说再小也是舞台。就去了武昌区政协。他们看到我是学经济的，就定为区政协常委。这一年我干的还可以：送书、讲座、提建议，1999年正好党外的政协副主席退休，就把我补上去了（区县政协只有一名党外副主席）。我一直干到2008年换届。只要我早上去区政府食堂吃饭，就会看到吴天祥在门房接待群众。有记者说，现在还是这样。尽管不少人有议论，我觉得这就是我的榜样：有没有可能成为“党外的吴天祥”？
三个梦。大家都在谈中国梦，我的中国梦就是“三个一千亿”，即公车改革全国一年节约一千亿，政府不办接待中心一年节约一千亿，给企业家讲课让企业家创富一千亿。好多人听到之后都觉得很好笑。我觉得我忙忙碌碌就是为了这三个梦想。公车改革实现节约的梦想已经实现，当然也招来了无数的反对者。可以肯定的说，2012年是中国“三公”，亦即公车经费最高的年份。2012年12月4日才公布“八项规定”，其效果在2013年才显现。因此说“三年的八项规定改变中国”。到了2015年底，全国从上到下党政机关的公车近200万辆，那么在三年前的2012年，全国公车又有多少呢？公务宾馆已经得到有效的控制，梦想实现了一半，下一步应该像拍卖公车一样拍卖公务宾馆，把钱用于弥补医保基金等的不足。给企业家讲课尽量放在双休与晚上。我常常跟企业家说，听了我的一次报告，再天天看我的微博微信，你一定会有收获。
做事重于做官。从2001年做中南财大学科建设办公室主任（正处）到省统计局副局长，15年的时间，我的切身体会是“做多大的官组织上定，做多少事自己定”。做事比做官更有意思。假如我被提拔，高于副厅，我还能够这样提建议吗？还能这样接受采访吗？就是我现在这个不大不小的党外干部带来了“党外大V、党外学者、党外官员”的极大便利。我提的建议覆盖四个层面：全国、湖北省、武汉市、区县，真的很值得。
四不拒绝。即不拒绝采访、约稿、讲座、微博。只要是可以传播正能量的方式，民主党派成员就要积极去做。社会上需要对一系列问题进行准确及时的解读。如果担心给自己惹麻烦而不去做，就会使自己畏首畏尾。“拔一毛而利天下”的事一定要去做。博客、微博、微信等新媒体，民主党派成员也要有一席之地。我2006年3月在北京开全国两会时开了博客，一直坚持一天一条。2010年3月在北京开全国两会时开了微博，现在有近4万条，在五处开微博、微信，粉丝超过500万，是极好的为人民服务的方式。不久前参加了有省委书记等四位省委常委参加的湖北省网络界代表人士座谈会。十年自媒体之路修成正果。
专参结合。即专业研究与参政议政结合起来。我是学财政经济学的，我的参政议政主要内容也是财政经济问题。这样可以把研究成果加以多重应用，事半功倍。不仅不麻烦，而且可以左右逢源。何乐不为？蔡述明主委把湿地研究成果转化成为提案建议。我研究公车改革，自然要提公车改革的建议。
问题主义者。民主党派是问题主义者，或者说是短板主义者。我的每次发言，讲成绩不会超过10%，大部分时间谈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方法。理由是“成绩不说不会跑，问题不说不得了”。问题讲多了又会得罪人。但是，只要能够得到重视，问题解决了，得罪人又怕什么？所以，我的很多建议是提了十年以上的。比如，车改提了20年，自己做了14年。汉口北新区提了十年。自媒体做了十年。宜昌、襄阳市委书记由省委常委来担任提了十年（5年前被采纳）。高中纳入义务教育范围提了8年……我的总结是，对即坚持，无错不改，坚持到采纳的那一天。
话语权。民主党派成员不关心有没有人财物之权，最关心的是有没有话语权。给我一个麦克风说话即可。因为只有多提建议，才能够使得这个社会更加完美。建议窝在肚子里，再好也没有用处。所以，我从1997年起就爱上了写信息。最近一条是《发展足球要普及加突破》。由于教育部此前下发通知，首次鼓励高校组建足球队，男子足球项目成为各名校新宠。校园足球在全国各中小学中正开展得如火如荼，如今再与高考指挥棒挂上钩，“送娃去踢球”似乎成了一条新的升学捷径。但值得思考的是，让足球挂钩高考，对于实现素质教育、推动中国足球大发展，真的是值得叫好的妙招么？建议：一是重在普及。足球从娃娃抓起，关键是要激发孩子对足球的兴趣，只有爱好的培养才是终身教育的基础。振兴校园足球，多花些力气建些免费的运动场，恐怕效果会更好。二是重点突破。具体有两点，第一，各大体育学院抓好专业足球队建设，每年举行联赛。比如，北京体育学院、武汉体育学院等。如果有足球专家又有足球系，还踢不好足球，清华、北大就能够踢好吗？第二，有体育学院的大学也要组建专业足球队。比如说各大师范大学都有体育学院，有的综合性大学也有。也应该组织这个层次的足球联赛。三是在有条件的中学办足球队，主要是为了发现足球人才，往体育学院输送。
另类不可怕。不用担心别人说你是“另类”。要像吴天祥学习，从内到外都是公仆。只要能够达到参政议政的效果，另类不足惜。什么都按部就班，可能就会失去为社会服务的机会。2003年5月20日，我到湖北省统计局任副局长，在办公室坐了半个小时，司机来报道，我说我会开车，我会车改，不要司机。接着到局长办公室，提出“叶氏车改”——自购私车，一月500，出武汉市实报实销。局长第二天就同意了。所以说，我为车改没有浪费过半天的时间。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加另类的？在另类的道路上，我会一往无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