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收藏
我要登录
民进网
湖北民进网
民进网
湖北民进网
章开沅给博士生上课（左一为周洪宇，右一为章开沅，左三为马敏）。周洪宇供图
祖师徒三人合影，从左到右为周洪宇、章开沅、刘大伟。周洪宇供图
5月28日早上8点33分，泰康楚园杜总忽然打来电话，我心里一惊，想起前几天看望章开沅老师时他身体严重不佳的情形，心里顿时有不祥的预感。果然是噩耗，电话中他告知我老师在十几分钟前平静地走了。
此事还未告知师母，大家不知如何对她开口，担心她老人家接受不了。我决定还是先与夫人到现场参与后事办理再说，这是当务之急。
我们在病房向开沅师逐一鞠躬致哀。看着恩师平静祥和、面颊消瘦的遗容，泪水止不住流了下来。刹那间与开沅师交往的诸多往事一 一浮现在眼前。
初识见风骨
初识开沅师是在我入学后不久，我是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77级学生，1978年3月正式入学。
开沅师正式给我们上课大约在1980年前后。在上他的课之前，我们已经知道历史系除了国学大师钱基博、张舜徽等老先生外，还有一位很有名的先生叫章开沅。为了迎接辛亥革命70周年大庆，他受国家委托主编《辛亥革命史》三卷本，后来该书成为全球研究辛亥革命史的第一部综论性大型专著。他那时十分忙碌，常在外地统稿，很少与我们见面。
突然有一天中午，历史系学生宿舍斜对面的教工一食堂门前贴出了一张“声明”，观者云集。大家像炸了锅一样，议论纷纷。写“声明”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开沅师。“声明”很快就被人撕了，原意是，希望实事求是地对待“文革”期间他被批判的一篇文章。
而要说起“声明”的起因，还得从“文革”前夕开沅师为《光明日报》所写的文章《不要尽量美化，也不应一笔抹杀——对于李秀成评价问题的一点浅见》说起。文章主张全面客观地看待并评价历史人物，却被借题发挥者认为是折衷主义，为此开沅师在“文革”期间多次被批判。后来开沅师虽经有关部门发函宣布平反，但并不彻底，平反函中留有一个尾巴，说开沅师自己也对此“负有一定责任”。
从不苟且的开沅师，就这样以一张公开“声明”的方式，在与我们77级学生见面之前，给大家脑海中留下了敢于发声、毫不妥协的“硬汉”形象。
终于等到他给我们上辛亥革命专题课，而我正好是历史课代表，需要当好学生与老师沟通的桥梁，必须经常请教他。在我的想象中，他一定是脾气火爆、不苟言笑的一个人，可接触下来却发现他对学生既和蔼、温和，又十分爱护。
久而久之，我发现他不只对所有学生，对教职工也是如此。他后来担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依然每天早上亲自打早点，路上遇见了教职工总是嘘寒问暖。他像爱学生一样，关心爱护青年教师，不仅让他们从筒子楼搬进了教师公寓，还从思想、工作、生活、待遇等各方面关爱有加。
华中师大坐落于桂子山。原来桂子山是一座光秃秃的山，华中师大从老城区昙华林旧址迁移至此，种下大量桂子，才有了今日的桂花香飘校园。负责后勤的绿化组中有一位叫姚水印的老师傅，一辈子给华中师大做园林绿化工作。开沅师曾在全校师生面前公开表彰并号召大家向姚师傅学习，学习他“一辈子踏实做一件事”的精神。逢年过节，他还不时前去探望、慰问姚师傅。
没有任何官员架子、学者架子、校长架子，实际接触过后的开沅师与我们最初的印象大相径庭。
为了栽培后生拍了桌子
本科毕业之前，我和同班两位同学——马敏、朱英约好，一同报考章先生的硕士。我们三名男生年纪相仿，都对近代史特别是辛亥革命史非常感兴趣，平日刻苦勤奋，因此被同学们戏称为“三驾马车”。当我们提出报考开沅师的硕士时，他十分欣喜，并热情地欢迎我们报考。但那一年，我因考研外语差几分未能如愿。懊恼之际，他安慰我说，不要紧，明年再来。
紧接着就是大学毕业分配。因成绩还算不错，表现尚可，按当时的惯例，我留在本系工作的可能性较大，教历史教学法的周老师也希望我留系与她一道工作，并向系领导提出此建议。谁想，因考研选择了开沅师，无意中得罪了同系另一位老师，据说他因指导我大三课程论文也欣赏我，而他又恰好在毕业生分配问题上有话语权，因此，我虽被留校，却无缘留在本系，分配到学校新成立的教育科学研究所工作，被踢出了史学大门。
当时，我还是二十来岁的小年轻，不懂得复杂的人事之争，也不似今天有跨学科的观念，认为学了历史就要从事历史研究，离开历史系就与历史研究无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心情难以平复，有一段时间很苦闷、很彷徨，不知未来前途何在。
后来好几位老师跟我说，开沅师为了我留系的事，在院办公室当着这位老师的面“拍了桌子”。
这是后话。当时我感到有负开沅师厚爱，加上次年开沅师担任校长，我就更不好意思再叨扰他。而那时学校接到湖南教育出版社关于编辑出版陶行知全集的约稿，刚刚大学毕业的我接手了这一重任。
然而，我的心中一刻都没有停止继续报考开沅师研究生的念头，教科所的领导们也都知晓并鼓励我报考。可工作两年后，陶行知全集也即将编完，等来的却是章先生只招博士、停招硕士的消息，我再一次感到无望，便在教科所老师建议下，攻读了本所研究生，成为 国内第一位做陶行知研究的教育学硕士。
我的研究逐渐引起了陶行知弟子的关注。1987年，时任中央教科所所长、陶行知弟子张健来到湖北，我陪同他去见开沅师。陶行知也是开沅师心中的楷模，他曾说“我有两个榜样，一个是蔡元培，一个是陶行知”。张健向开沅师极力推荐我，希望他把我培养成中国第一个研究陶行知的博士。开沅师一听就笑了，“洪宇本来就是我的学生，过去当历史课代表常来我家，只是近几年他不来找我，接触少了”。他鼓励我，明年硕士研究生毕业，来报考他的博士生。
开沅师的这番话给了我极大的温暖，要知道每年报考他的博士生挤破了门框，北大、复旦、南大、武大、中大、川大等名校高材生数不胜数，我一名中途改道的学生，有何资格再入他的门下？当天晚上，我给他写了一封长信，表达了曾辜负他厚望之意，又把这几年的学习、工作、想法跟他做了详细汇报。
备考前，我心里没底，问开沅师考试需要做何准备，他只是一笑而已。及至我来到了复试现场，开沅师问了我一个问题，“我刚看到你在《理论导报》上写了篇文章。这篇文章提出一个观点，要注意培养理论工作者的主体意识。那你就说说什么是理论工作者的主体意识吧”。我当时一惊，《理论导报》只是省属小报，开沅师怎么会看到我的这篇不起眼的文章。理了理思路，我从理论工作者的自身主体性、研究选题的主体性以及研究过程中的主体性等方面做了系统阐述。开沅师微笑着说“不错”，在场的老师们也都笑了。虽然我不明白大家笑是何意，但最终投入了他门下，圆了多年梦想。
在开沅师的指导下，我继续从事陶行知研究，后经他和张健亲自写推荐信，我2000年得以赴哥伦比亚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至今我已先后出版了20多本陶行知研究中英文论著，并在此基础上向教育史学科拓展，开辟了教育活动史这一新领域，构建了教育思想史、教育制度史与教育活动史“三分天下”的教育史学科新格局。特别荣幸的是，我还在开沅师之后接任过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总算在这个小领域接上了班。
在开沅师的带领下，如今“章门弟子”已成为史学界公认、少有能自成学派的学术群体。马敏先后担任华中师大校长、党委书记，朱英出任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桑兵现为浙江大学资深教授，王奇生是唯一一名本硕博都不是北大毕业的北大历史系系主任。学术界、教育界、政界乃至企业界的优秀同门不胜枚举。
请辞文科资深教授
大众对开沅师的一个深刻印象是，国内请辞资深教授第一人。
那时，我已经在省里工作，记得在一次会上遇到开沅师，他谈到，学术界有一股争名逐利之风，包括一些名家、院士，似乎有三头六臂，什么都去插一脚。像我们这样的老学者，更应该带头做好榜样。“我正在考虑要不要辞去资深教授头衔。”
文科资深教授相当于理工科的院士，是一所高校的王牌，于公、于私大家都不希望他请辞资深教授，便总是“搪塞”他，连我也被学校拉去做他的工作。可是，开沅师的态度很坚决，发展到后来，他无论在哪个场合都要表明请辞立场。
开沅师曾对时任华中师大党委书记的马敏说：“不管你们同不同意，我都要宣布辞职。”为此，他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他总觉得，既然不在其位，就没有必要浪费国家的钱。“如果大家都不搞，那我就来带这个头。”
我后来逐渐明白了他的举动，不是从个人考虑，而是希望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这也正是他时常倡导的“敢为天下先”精神的体现。
外界只看到他请辞资深教授一事，很多人并不知道，其实他还主动辞去大学校长、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召集人这些关乎学校学科发展以及学校历史学在全国地位的头衔。
宣布辞去校长之时，他深感自己不能“天天忙着去救火”。他在校长之位上为国家服务了8年，但骨子里却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学者。这从他1983年当上校长第一天，就可见一斑。当校长，对他来说是“偶然”事件。
在那之前，他的最高职位是华中师大历史系近代史教研室主任，尚未入党。上世纪80年代的校长任命采取选举民意制。校内民意测评第一名是他，校内投票第一名又是他，而且他当时五十来岁，正值年富力强，教育部自然就任命他为校长。就这样，他从一名普通的教研室主任跃升为一校之长，直到现在也再无第二人。
上任前，他曾要求一周至少有两天时间从事学术工作，但后来当上校长，却发现根本难以实现。他有一句名言：“宁可站着倒下去，也不躺着混下去。”这也是他校长工作认真负责的写照。
但他的内心，始终向往学术。我们在给他整理《大学的使命—章开沅口述史》时，他一直在呼唤两个回归——回归大学主体、回归教育本质。他在校长之位坚守8年之久，其间不时有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名校邀请开沅师去做访问学者或请他讲学，他也渴望有机会把自己的学问系统地整理一下，索性就将头衔辞了个干净。
这些经历与他请辞资深教授的逻辑是一脉相承的，都充分体现了他的价值观。一直以来，他都是一名有正义感、使命感、责任感的学者，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他是一名真正的好学者、好老师、好校长，真正的“大先生”。
（作者周洪宇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进湖北省委会主委、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中国科学报记者温才妃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