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在两会上发现经济界的代表和委员们都在谈一些改革的问题，但是好像教育界的一些代表、委员对于改革的问题好像谈得不是太多，不知道您是怎样考虑的？
【周洪宇】：其实教育界的代表委员对教育改革的问题也有议论，当然比较多的是一些具体问题的分析和建议。宏观的似乎少了一点。我觉得今年两会有一个特点，不管是总理在他的报告里面，还是在代表、委员里面，大家对改革的问题都比较关注。最近几年，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都讲改革，不断地强调改革。据不完全统计，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近70处提到改革。可见总理对推进改革的力度很大。
总理在报告里面有这样一段话：“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正确抉择。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大胆探索，以更大决心和勇气继续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各项改革，破解发展难题。”从这段话可以看得出来，总理对改革非常重视，也特别的强调。这可能也是与今年两会是本届的最后一年的特定背景有关，希望借此能够对改革包括教育改革有较大的推动。
对于教育领域的改革，昨天我在《中国教育报》“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推动教育科学发展”座谈会上谈了几点看法：一是要凝聚改革共识，坚决推进改革；二是要围绕改革重点，推进体制改革；三是要注重系统设计，加强改革研究；四是要注重上下结合，发挥各方作用；五是要把握改革节奏，积极有序推动；六是要营造改革氛围，形成改革合力。
当前首先是要凝聚改革共识，我理解这种共识就是不改革没出路，晚改革更被动，乱改革会失误。教育改革要围绕重点，这种重点就是体制机制改革。体制改革是改革当中最难改的地方。体制改革的内容之一是改革教育管理部门与教育单位，以及不同部门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外部改革。同时，还有一种内部的关系，就是教育行政部门自身的改革。从改革的重点来看，最近几年温总理非常强调自身的改革，即注重自身职能的转变，把该放的权放出去，不要管那么多，要进一步明确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如果行政部门始终把权抓在手上放不下去，下面的改革就很难推进。过去的工作体会和理论上的思考让我相信：自身职能的转变，就是要把审批权能够放的尽量放下去，别管那么多，管得太多肯定管不好。这是改革的重点。
要注重系统设计，系统设计就是通盘考虑与顶层设计，对改革的目标、任务、路径、方式、措施、进度有一个总体的考虑，而不是摸着石头过河。这里要特别注重加强对近30多年来改革经验与教训的总结，注重从历史、现实、国际、政策等方面做系统的理论的研究。
我最近在撰写一本《中国教育下一步》，书稿已经基本完成，估计上半年会出版。同时，也在撰写中国教育改革三论，即《中国教育改革历史论》、《中国教育改革现状论》、《中国教育改革未来论》，希望能对教育改革的理论研究有所推动。
我们教育改革的目的是什么？我的理解是，就是一句话，为了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是为了培养有健全的人格、丰富的知识、康健的身体、有社会服务精神的人。教育体制改革的目的最后也要落到此处。要搞好教育改革还必须注重四个建设：一是教育决策机制建设，二是教育投入长效保障机制建设，三是师资队伍建设，四是教育立法建设。中国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了，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摸着石头过河，应该对经验教训进行系统的整理，在这个基础上对改革进行系统设计。改革的目标、方向要与改革的承受力结合起来。改革不能急躁，不能一蹴而就。可以考虑小步快走，步子虽然不大，但是总在走。今年我提了一个建议，就是建议今年将高考的时间改到6月的第一个双休日，降低社会成本，同时又做到以人为本，人性化考试。像这种小改革，往前走，总能让人看到希望，这种改革是正向改革，有利于整个社会形成改革共识，不会有很大的波动。
恩格斯说过，历史是由多个力量的合力推动的。我们今天一定要形成改革的良好氛围，形成改革的合力。现在在改革问题上既有保守主义，也有激进主义，我个人提倡务实的理想主义。我的基本信念是，作为改革者，应该有民间的立场、建设的态度、专业的视野。作为人大代表应该有热情、勇气、执著、理性和智慧。这也是我多年前在人民网提及的一些基本看法。
【网友静水流深幸福人】：当前，一些大城市义务教育阶段择校现象依然突出，一些地方城镇“大班额”问题比较严重，中小学生的书包依然沉重，如何解决？
【周洪宇】：当前，大城市义务教育择校现象严重，一些地方城镇“大班额”问题比较严重，根源在于教育资源没有做到合理的配置，大城市和一些地方的城镇，优质的教育资源过于集中在少数的地方和学校，使得学校与学校之间的差距很大，以至很多家长为了小孩的教育去选择一些优质教育资源集中的学校，出现了严重的择校和“大班额”的问题。
当然，要解决这个问题，应该从各个方面采取措施，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政府要努力的使教育资源合理配置，加大对于一些薄弱学校的扶持，同时要实施教师定期流动制度，使优质师资比较集中的学校，一部分的优质师资可以到一些薄弱学校去任教，毕竟择校实际上择的就是择师，所以当前能够实施教师定期流动的地方应该尽快的实行教师流动。对于这些流动的教师，在生活上、在收入上、在考核与职称晋级等方面都要给予政策倾斜，能够使他们安心的从教。目前在有些地方，教师的定期流动已经形成为一种制度，希望这些地方能够坚持下来，为提高我们学生的教育质量能够尽自己的力量。
【网友你不可笑我可笑】：现在初中生都有很大部分跑去国外上学，您怎样看待这种现象？
【周洪宇】：现在有一批初中生到国外去上学，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当前的教育是用脚来进行投票。同时，也是我们经济发展、家庭财力增加的一个体现。从更大层面来说，也是教育国际化的一种趋势。但是，我个人觉得初中生出去还是早了一点，如果能够在国内接受完整的高中教育，对自己的民族文化、历史有更多的了解，树立起一种健康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再出去接受高等教育，可能会对于个人一辈子的成长益处更大。
我自己过去也接触过一些出国的初中生，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也看到了不少这样的学生，到他们学校和寝室里面，与他们都有所交流。看到他们生活得是很自由的，没有谁管他们，完全靠他们自己去把握自己的命运。如果是自控、学习能力强的学生都还不错，有的还相当的出色。但是，也有一些成为了留学垃圾。有一次我与新西兰基督城的一位大学校长交流，他带我到学校的图书馆的顶楼，指着下面的街道说，一到晚上，就是听着一些小车在疯狂的开，他说这多半是中国的那些初中生、高中生们。因为他们有的家庭比较富裕，家长为了他好，给了很多的钱，但是又没有办法去监管他，所以他们就买车，过一会儿就换一部，有相互的比富赛车，而且往往容易出事。所以，我觉得最好小孩子还是在高中以后再出国可能比较稳妥。当然，这是就一般而言。至于一些自控力比较强的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
【网友李海年】：针对校园内出现的胖墩族、眼镜族、板凳族等现象，为了全面增强学生体质，我建议中小学学生每天都有1节体育课，您认为可行吗？
【周洪宇】：你的建议很好，但是是不是安排体育课为每一节呢？这倒不一定，因为毕竟教育部已有规定，每天至少锻炼一小时，这是第一。第二，每天都有保健操、课间操的规定，如果能够把保健操、课间操坚持下来，并辅之于一些有益的体育活动，是应该能够达到同样效果的。所以，恐怕当务之急还不是每天要开设一节体育课，而是把已有的规定落实好。
【网友杨再昌】：请问周副主任，湖北省在为大学生创业方面提供了哪些优惠政策和发展环境？
【周洪宇】：感谢你对湖北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关心。湖北省是高教资源的大省，有122所高校，有145万大学生，仅武汉市就有57所高校、105万左右的大学生。如果论一个城市的在校大学生的规模来看，武汉恐怕应该排在全国第一，高于北京、上海、南京和西安等地。每年湖北的在读研究生也有10万多人，在全国也是排在前列的。那么，这些大学生和研究生，每年的就业是湖北省武汉市政府一直都非常关心重点考虑的问题。
近年来，为了解决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从搭建大学生就业信息平台，提供各种就业信息资源，为大学生就业开设各种指导课程，提供各种服务，都做了很多的工作。尤其是在政策、资金等方面，积极的支持大学生就业。为大学生建立了创业基金，引导和支持大学生积极创业。同时，各高校也为大学生就业做了大量的工作，主动与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对接，提供各种信息。有些学校的教师本着对学生负责的态度，积极帮学生联系工作，我们经常在报纸上也看到武大、华工、华师等校的教师为学生的就业自掏腰包的感人故事。
总的来看，湖北的政府、学校，包括教师，都为大学生的就业在共同努力。前些年由于经济发展的原因，大学生就业主要是向东南飞，像到北上广、深圳等地方去，每年大概60%的学生都没有留在湖北工作。最近几年，由于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传统产业向内地的逐步转移，湖北本地经济的迅速发展，也为大学生的就业提供了较好的环境与条件。不少大学生、研究生，特别是湖北籍的学生都留了下来。尽管收入没有北上广高，但是综合其他的因素考虑，包括照顾家庭、照顾父母这些因素，也愿意留在本地为家乡服务。据不完全统计，每年三十多万毕业生当中已经有一半的留了下来，形成了一个人才倒流的现象，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湖北作为人才培养的大省，不能仅仅是为其他地方输出人才，也要成为人才聚集的高地。这样，大学生有自己的用武之地，湖北的经济社会发展也会有源源不断的各类人才。
【网友李海年】：“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直面这个著名的“钱学森之问”，7年过去了，至今仍然没有一个完美的答案！请问：您是如何看待“钱学森之问”的？您认为我国教育改革到底该如何改，才能早日破解它？或者说，还需要奋斗多少年，才能破解“钱学森之问”？
【周洪宇】：现在我们的学校在没有培养出杰出人才问题上是有责任的。钱学森先生提出这个问题也是很尖锐的。我们需要树立先进的办学理念，明确自己的职责，去除过度的行政干预，妥善的处理好学术、行政与市场的关系，倡导教育家办学，学术自由，充分发挥教授在学校当中的重要作用，为教授安心从教与治学创造条件，也为学生静心求学、全面发展，特别是创造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作出更多的工作。但是，杰出人才的培养是一个完整的链条，不仅仅是在学校这个环节，在离开学校进入社会之后，特别是工作之后，各种环境因素的作用都是非常大的，包括他自身的努力，以及各种机遇、机会的提供。如果不看到后面这些因素，仅仅是把杰出人才培养失败的原因归结到学校，那是对学校本身职责认识过于苛刻，那是不全面、不准确，也是不客观的，学校不是万能的，教育也不是万能的，我们不能忽视教育的作用，但是也不能过分放大教育的作用。如果放大教育的作用，看起来是对教育的重视，实际上是对教育的误解。所以，钱学森之问，与其说是教育问题，不如说是一个更大的社会问题。我们不能仅仅只从学校教育这个角度去回答钱学森之问，应该从一个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里面去思考它，并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把它作为一个宏观的系统工程来考虑，这样可能对于破解钱学森之问才能找到一条正确的路径。
【网友无名1188】：提起教育，教书育人就想到陶行知，什么样子才称为教育大家啊？
【周洪宇】：陶行知是现代教师的楷模，为中国教育事业奉献了他的一生，从他的青少年时代开始，他就怀有很大的一种人生志向和抱负。1917年秋，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留学回国，在回国的船上，他向众人表达了他要用四通八达的教育来打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为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发挥自己的作用。在他的一生当中，发起了平民教育运动、普及教育运动、战时教育运动、全面教育运动、民主教育运动等六大运动，创办了晓庄师范学校、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和重庆社会大学，培养了许多优秀的人才，包括后来成为共和国总理的李鹏、国务委员张劲夫、教育部常务副部长党组书记董纯才、教育部副部长、文化部顾问的刘季平、大作曲家杜鸣心、大版刻家伍必端、小提琴家杨秉荪等等等等，都是后来共和国的栋梁之才，各方面的杰出代表，他还创立了生活教育理论，倡导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小先生制、即知即传、即知即行、在劳力上劳心、教人者先教己，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他的这种奉献的精神、求真的精神、务实的精神、创造的精神和伟大的人格，可以说是中国教育的一笔宝贵的财富。他的教育思想在海外，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比利时、日本、韩国等国，以及我们国家的港澳台地区，都有广泛的传播与研究。不仅是中国近现代的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也是一位享誉世界的大教育家。在前几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一本世界十大教育家的专著中，他其中是唯一一名中国的教育家。你问什么样的人才成为教育大家，我想陶行知这样的人就是教育大家。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改革的时代，发展的时代，也是一个应该产生也可以产生教育家的时代，希望大家都共同为之努力。特别是年轻人，更有机会成为这样的大教育家。但是，能不能成为这样的大教育家，关键还是在于自己的努力。要说条件、环境，当年陶行知面临的比今天的还差，今天的年轻人应该对自己有信心，对国家有信心，对民族有信心。
【周洪宇】：谢谢大家，非常感谢人民网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给我与大家交流提供这么一个机会，再一次的感谢人民网，感谢网友。如果有机会，明年两会再见。
【主持人】：我们也欢迎周老师继续作客人民网强国论坛。谢谢。
全国人大代表周洪宇为强国论坛题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