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求法制办在一个月内制定出《校车安全条例》。”11月27日，温家宝总理在第五次全国妇女儿童工作会议上这样表示，“把校车安全问题真正纳入法制的轨道。这样才能引起人们的重视，并且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1月16日发生的甘肃庆阳校车事故，让人们对校车安全制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在去年向“两会”提出了《关于实施全国校车安全工程的议案》，这是中国最早提出的关于校车安全的议案。
在甘肃庆阳校车事故发生后，周洪宇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详细讲述了他在今年3月全国“两会”提交的校车安全议案的始末，并呼吁政府厘清校车安全的责任主体。
美校车在事故中鲜有“吃亏”
时代周报：你怎么看待甘肃校车事件？
周洪宇：非常震惊。我上网一看，哎哟，又发生这么大件事了。我就想起，2009年湖南娄底死亡4人，衡阳最惨重，死14人。所以，这不是个别问题，是非常严重的普遍问题。
时代周报：今年“两会”时，你提交了《关于实施全国校车安全工程的议案》，为什么会特别关注这个话题？
周洪宇：我30年来一直从事教育研究，到人大后也分管教育工作，比较关注教育问题。我之前关注教育教师队伍建设，后来逐渐转移到在教育公平背景下，受教育主体权利问题。我今年提的议案中有9个是关于孩子的。
在2000年底到2001年初，我到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做访问学者，当时在我住处的对面有一所学校。有一天，校车停在那里，很有特色，很安全，效率也非常高，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回国后，我有时到基层调研，发现校车的安全隐患很大。我曾到湖北一个地方，看到校车在路上行驶，车身破破烂烂，沾满灰尘，玻璃是黑的，根本不知道车里有多少人，也没办法监控，非常危险。十年前在美国看到的校车，又浮现出来。
去年底，我在想给“两会”提什么议案时，受到近年来多宗校车事故惨案的刺激，觉得要尽快启动和实施全国校车安全工程。最近几年，特别是2008年四川地震后，倒了不少校舍，教育部门在国家财政的支持下，启动了全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我当时就想，为什么不能借鉴这个做法，启动实施全国校车安全工程呢？
时代周报：你所了解的美国校车制度是怎样的？
周洪宇：我已经把美国的材料作了整理，附在议案后面。在过去100年中，全美的校车运载了至少5亿名学生，同时，乘车上下学的学生也占到在校生总数的54%。20世纪结束时，黄色的校车成了美国12年制义务教育的象征。在新世纪，还看不到这种制度式微的任何苗头。
美国校车制度非常完善，对于技术标准、车辆维护、驾驶员都有十分详细而严格的要求。它们很少发生安全事故，统计数字显示，百万公里事故发生率，校车仅为0.01%，其他公路车辆为0.096%，校车安全性是其他车辆的9倍。即便发生事故，通常也很小。由于校车通常体积和重量很大，与轿车和轻卡碰撞，几乎从不“吃亏”。据美国学校运输协会分析，不乘坐校车上学的学生死于交通故事者，比乘坐校车的多600人。而在受伤学生中，每年96%都是轻伤。
优惠政策比财政投入更给力
时代周报：你在做校车安全工程的议案时，考虑了哪些因素？
周洪宇：一个议案，第一是重要性和必要性，紧迫性和普遍性；第二是要提这事情需要多少的投入；第三是由谁来具体实施，第四是在实施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这些是我2003年做全国人大代表以来，尤其是提出《关于实施我国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全免费的建议》后，慢慢累积的经验，议案的特别是可行性和可操作性非常重要。
时代周报：请具体讲讲校车议案的可操作性和可行性。
周洪宇：我提到的八点建议，都是有非常强的针对性的。首先我的“明确主体”这个建议就和其他人的提法很不同。其他人大多是建议教育部门、学校要如何负起责任，或者公安部门要怎么负起责任，我认为这些都有道理，但是没有找到问题根源，它们都是部分的职能部门。
那怎么得要领呢？我建议应该在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下面设立一个部门，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而不是由教育部门或公安部门来牵头，这样才可以统筹协调，全面考虑。因为校车安全工程，是一个系统工程，看起来是教育部门的事，实际上是一个社会问题。如果不是安监总局牵头，这事做不成，你说公安部能调动教育部吗？教育部反过来能调动公安部吗？
在厘清谁是责任主体后，可以实施一些制度，这里就包括了校车技术安全条件标准。
时代周报：我国去年实施了《专用小学生校车安全技术条件》，你说的是不是指这样的标准呢？
周洪宇：我说的标准不止这个。技术标准是解决校车生产所需要的合格标准，此外还要制定管理制度，比如校车生产准入制度，校车驾驶员准入制度。
所以我对校车问题是不断地建议和完善的，第一是统筹考虑，接着建立制度，然后考虑运作模式。
时代周报：我采访了一个小学校长，他认为校车的购买和运营应该由政府公共财政支出。
周洪宇：他的观点没错，中国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在经济发达地区，比如广东顺德，政府财力充裕的情况下，政府全部包下来，也不是不可以。但欠发达地区，一下子由财政包干，目前是不现实的。但是主张走纯粹的市场道路，也是不妥的。校车是一个公共事业，需要政府引导，做到政府和市场相结合。
时代周报：除了财政支持，是不是还是要社会融资？比如向慈善机构募捐。
周洪宇：政府支持其实是分两块：一是经费投入，真金白银；二是出台有关优惠政策，同时对校车生产商和校车运营方实施政策性优惠，比如对主要零部件减免税收，对校车运营部分所得税给予部分减免等。有时这个优惠给企业支持的力度大于纯粹的资金投入。
政府投入除了买校车之外，还要考虑补贴孩子的车费。对有些孩子，有了校车，但没有钱，也不行的，就像有了马，没有配鞍。根据不同的情况，有些地方车费是两块钱，就补一块钱，有些地方是三块钱，就补一块五。所以我的议案第三点讲政府与市场结合的运作模式。
安全工程须提速
时代周报：你刚才说，一个议案还要有时间表，我注意到你提出2015年全国实现安全校车工程。
周洪宇：这是我原来的设想，我原来考虑是要循序渐进，但是发生了甘肃的校车事故，我觉得实施的力度应该会加快。
我的议案提交后，教育部在10月20日给我回函，表示完全赞同我的建议，并在山东威海等六个地方启动试点。应该说教育部门还是非常积极的，但想不到惨剧又发生了。当中有很多因素，因为条件不好，基础不好，它总会发生的，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
所以我觉得，试点的范围还可以广一点，速度再快一点，不能再等了。如果可以的话，明年相关的规章制度要出来，后年能够推广到全国去。
时代周报：如你所言，校车安全工程要做的事很多，那么突然提速，会不会执行起来困难更大？
周洪宇：肯定会的。首先要政府投入，要财政支持，加上体系的建立、法律的配套、政府的配套，一定有很多困难。而且原来的基础就不太好，特别是农村，有些地方路也不太好，现在有了制度，还要有路，接下来肯定是农村道路的维修，政府要考虑的问题是很多的，方方面面的责任就很大了。但我还是很乐观的，在中国只要领导重视，没有做不成的事。如果领导能把孩子的问题，像重视经济发展那样，孩子的问题就没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