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王小波 本报记者
■受访：周洪宇 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省人大副主任
■引言
“两会”是个大舞台，舞台上代表委员活跃，每年都有一些话语在推动民生改变，也有各种论调横空而出。
这次“两会”刚开幕，周洪宇就向新代表委员们推介他的新书《怎样做人大代表》。怎样做人大代表是仁者见仁的问题，代表该如何履职或许更能直指民心。全国人大代表周洪宇是“两会”上的热门人物，他的一些议案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位代表如何履职？本报记者对周洪宇进行了专访。
■从书斋走向议政
□记者：你有多种头衔，博士、教授、民进主委、人大副主任，如何从书斋走向议政？
□周洪宇：我1982年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到了学校历史研究所，后来拿到了教育学硕士和历史学博士学位。
可以说，在1996年以前，我还是一个比较纯粹的学者。像其他老师一样，做研究、申请科研课题、参加各种评奖。
□记者：你的教学研究做得怎么样？
□周洪宇：应该还不错吧。我是华中师大教育所的第一位博士，后来又成为教育科学院副院长，主抓科研和学术工作。那时候我没有任何的行政资源可利用，1996年第一届全国高校人文社科奖颁奖，我和他人合著的书获了一等奖，后来获奖也很多。华中师大的教育史博士点也是我牵头来申请的，我一直有一个理想，要把学校的教育史学办成全国的三甲。可以说，我现在还一直努力站在研究领域的最前沿。
□记者：后来如何加入民主党派并走上行政？
□周洪宇：这与中国民主促进会与华中师大的渊源有关，我的老师是章开沅先生，章开沅的老师是杨东纯先生，上个世纪50年代杨先生在华中师大创立了民进的第一个组织。华中师大很多人都是民进成员。我在1996年加入了民进。
在加入民进的第二年，我被选为民进武汉市的副主委，1998年又参加了政协，对参政议政有所了解。
□记者：行政事务的增多有没有影响到你的学术造诣？
□周洪宇：有影响，没有太多影响到学术上的发展。我现在每年在本领域最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一些文章，有的还被新华文摘转载，即使在学校里专事研究，一些人也难达到这个水准。
我自己有个准绳，任何时候学者是我的本色，对我来说，学术研究是根本，参政议政只是把我的学术研究作为推动现实改革的动力。
□记者：你现在还带研究生吗？会不会空挂和放羊？
□周洪宇：我现在每年带两名博士生。我都是周六、周日给他们上课指导，平时下班能挤出时间的话，我拿着面包和矿泉水就奔学校去了。我平时也给他们讲一些做研究的方法。
■激进青年成了务实官员
□记者：你研究的历史和现实关联不大？
□周洪宇：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一个传统，就是范仲淹所说的“居庙堂之高”和“处江湖之远”两种境界，还有独善其身和兼济天下的境界。
过去我学历史，和现实没有多大联系，但要用现实去洞烛历史，要用历史来观照现实，中国知识分子都有这种历史使命感。每个人都是历史长河中的一颗砂砾，但每个人也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来创造历史。在学校时我也关注社会问题，只是那时对问题的看法太理想化。
□记者：是什么促使你下决心最终走出书斋？
□周洪宇：后来我成为民进的地区负责人后，民主党派参政的责任更加突显。
特别是有半年多时间，我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哥大是教育学的一个重镇，杜威、孟禄等都在该校任教过，他们的学生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一大批人都在这里学习过，很多人都成为后来中国政治、教育领域的风云人物。面对这些教育界的领袖人物留下的背影，使我更深地思考人的主动性在历史中的作用。
这是一段难得的机会，我泡在图书馆里，每天上午9时第一个去，带一个饼子裹鸡腿，晚上9时才出来，又到黑人社区参加英语提高班，深夜12时再往住地赶。
从哥大回来，正逢武汉的“教授从政”经验轰动全国。统战部门安排我去武汉一个区做副区长。
□记者：你去区里做什么呢？身份完成转换了吗？
□周洪宇：我去区里分管科技和民政，应该说和专业没多大关系。但科技在高端，民政事务在最基层。这是一个了解现实的途径，拆迁问题、基层选举问题等都能涉及到，我做事认真，每天花大量的时间在基层调研。这让我的思维方式、工作方式有很大转变。
学者求真，讲究创见和标新立异；行政求实，讲究执行，讲究效率。
□记者：这对你的行为方式有何改变吗？听说你以前也很激进？
□周洪宇：是的。1985年我在报纸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后来被人民日报转载，题目叫《深刻的片面与肤浅的全面》，是说宁要片面的深刻不要全面的平庸。
这种激进的情绪到后来开始变化，一方面是年龄的增长，另一方面是与行政工作有关，因为对一件事，你不能只想到应该怎么做，而要考虑到可操作性，也就是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不做抱佛脚代表
□记者：你写了一本书，叫《怎样做人大代表》，为什么要出这本书呢？
□周洪宇：这实际上是我经验的一些总结。我刚成为武汉市政协委员的时候，也写过一些幼稚的提案，比如，我向大会提交过《关于制定武汉教育发展规划》的建议。提案交上去后没有任何反响，为什么呢？因为每个机关都有自己的5年规划，我不了解情况。和许多新代表委员一样，没有深入的调研，建议里也没有规划怎么做，是临时报佛脚。后来我就开始反思了。
□记者：你是怎样当上全国人大代表的呢？
□周洪宇：2002年，在讨论全国人大代表人选时，武汉市委统战部考虑到我有一定的议政能力，向大会推荐，后来就顺利当选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了。
□记者：2003年，你的议案《关于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应全免费》引起很大的反响，最后得到总理回应，并逐步实施，第一次当上全国人大代表为什么会有这种高质量的议案？
□周洪宇：我后来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在我之前有不少代表委员呼吁过这个问题，但为什么一直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推进？我感觉到，首先是时机的问题，即这件事是否已到不解决不行的地步；其次是能力问题，即国家的现实财力能否承担得起，最后是可操作性方案问题，纸上谈兵毫无意义。由于很少有人深入研究这个问题，提出可行办法，结果是“两会”上非常热闹，会议一结束就被束之高阁。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不考虑这样几个问题：一是免费该谁埋单？为什么该其埋单？埋单者无疑是政府，必须从公共政策学、公共经济学角度来论述，这是政府基本公共职能之所在。二是这个单有多大？必须把这个账算清楚，不能成为无底洞或是花大钱打水漂，让政府始终心存疑虑，不敢行动。为什么没有人算账呢？我估计一个重要原因是，计算义务教育免费的标准不明确。我就与湖北省教育厅厅长路钢教授研究，采用人均GDP与生均财政经费比例的生均国际平均数这个标准来计算。这样一算就非常清楚了，不是我们现有的财力不够，而是认识和决断的问题。三是怎样埋单？应该讲清楚怎样做，必须考虑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如何明确划分职责、分担经费，依据又是什么。四是怎样实施？我提出分类承担、分步实施，先从国家级贫困县开始，然后扩大到全部农村，最后到城市。
在座谈会上，我给总理提这个事，总理非常重视，并充分肯定。这说明，只要对问题做了深入思考和研究，提出了可操作性的方案，就容易产生实际作用，就能避免停留在“喊口号、发感慨”层面。
□记者：后来你提的政府对教育投入应尽快占GDP4%反响也很大，你做议案的诀窍是什么？
□周洪宇：我想这和我在政府的经历有关系，凡事不光考虑该不该做，还要考虑怎么付诸实施。我提的反国家分裂法，最后也制定了，这也不是我拍脑袋想出来的，是长期积累的结果，因为早在1995年我就牵头在华中师大成立了台港研究中心。
后来我总结了一下，我们的议案要付诸实施，这个问题必须有社会共识，必须有政府重视，还有就是代表委员能提出有针对性的可行性方案，并且有舆论支持，大家都认为这个事非办不可。所以我提出，要有民众的立场、建设的态度、专业的视野。
□记者：后来为什么成为网上公开征集建议、议案的第一位代表？
□周洪宇：2004年我到人民网公开征集建议、议案，因为网络的开放性，在和网民的交流中会开阔视野，有助于了解实情，提出更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
■你可以叫我周免费，不要叫我周大炮
□记者：网民对你有很多称谓，有说“周免费”的，也有说“周大炮”的，这些称谓你接受吗？
□周洪宇：你可以叫我周免费，但是不要叫我周大炮。我不提耸人听闻的议案，比如“废除高考”那样的议案我不会提，如果你找不到比高考更科学、更公平，还有切实可行的操作办法，为什么要废除它呢？
炮要放在点子上，放在关键处，有好的建议才能获得针对方的认可和尊重。我提的议案都是有计划、有步骤的、理性的。即使在网上开博，我也不追求点击率，而是希望能了解实情。我认为一个好的议案，要能从一般的情感呼吁到情绪呼应，最后进入理性操作，既理想又务实。
一个好的代表应该有热情、勇气、执著、理性和智慧。做“哑巴代表”、“挂名代表”、“荣誉代表”，就失去了当代表的意义。
□记者：你曾经提过要扩大专职代表、委员的比例，这样有利于人大的监督工作吗？
□周洪宇：我2004年提的和今天提的有所不同，因为以前的提法与中国的政情、国情不符。我现在主张在总数不变的情况下扩大专职常委的比例，现在已经有一些专职委员在人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让人大更有效率。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代表委员仍是兼职的。
实际上做一个称职的人大代表并不难，需要的是深入、深入、再深入的调研，要利用各种方法了解社情民意，知道群众在想什么、愁什么、盼什么、要什么，不能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层面，要将对策进一步升华为具有可操作性的议案和建议，熟悉自己的领域，“议在点子上，参在关键处”。
□记者：你现在事务越来越多，会有角色错位感么？你更倾向于哪个角色？
□周洪宇：工作冲突、角色冲突肯定有，我现在每天忙得四脚朝天，我的办法是扩大增量、盘活存量，少休息，把时间利用充分。
对我来说，学者是本色，主委是角色，人大副主任是岗位，代表是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