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亲历记
发布时间：2007-06-21
周洪宇
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间，一晃十年就过去了。想起十年前亲历香港回归的情形，仿佛就在昨日。
1997年6月下旬至11月下旬，我曾应邀赴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做访问研究，有幸同630万港人一起亲眼见证并共同欢庆香港回归祖国这一历史性时刻的来临。
一、阴差阳错得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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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于1997年6月26日赴香港的。选择在回归大典举行的前夕抵港，并不是我有什么先见之明。我虽是学历史出身，但历史的预见性很差。这个机遇的得来非常偶然，就像我一生中的其它机遇一样。
1993年6月我首次赴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做为期15天的访问。该院当时的院长卢乃桂教授对我的中国近现代教育变迁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卢教授留美多年，其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所做的博士论文就与我的研究颇为相关。离别时，他一再表示希望能有机会邀请我再到该院从事合作研究，共同探讨中国教育现代化问题。两年后，卢教授果然不负前诺。他从香港中文大学校部争取到一笔经费，开列该院第一个教育学博士后研究人员职位，希望我能积极申请。他还告诉我，按惯例该职位将在国外一些大报上公开刊登招聘广告，但依我的条件，还是很有竞争力的；我在征得华中师大领导的同意后，寄出了个人的申请材料。经过几个月香港中文大学院、校多个部门的严格遴选，该校给我发出了为期一年的聘请函。没想到这件事情到英国大使馆卡了壳：当时的香港仍在英国人的管辖治理下。英国人对大陆人才有偏见，要求凡到香港高校应征的，必须有英美高校的学位，摆明了就是不承认中国大陆的学位，尽管中国大陆高校培养出的人才在许多领域并不比英美高校差。此事未成，卢教授并不气馁。1997年初，他又来函邀请我去该院做为期3个月或半年的合作研究，经费从他此前申请到的“中国及华人社会的教育与发展研究计划”中支列，我的身份是他主持的此项大型研究计划的研究员。卢教授盛情可感，我自然积极响应，遂于1997年4月办好了赴港签证。但不巧的是，我当时的教学科研任务繁重，一时难以成行，拖着就到了6月初。眼看就要超过签证的3个月有效期．我仍在扰豫不决。忽然听说此时中英双方为中英政权交接仪式安全计，除丁少数为此作准备的工作人员，一般不再批准人员赴港；我遂下决心不再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完成手上的工作，定下了6月26日这个吉祥日启程：进入香港海关时，发现果然人数不多．我不禁深为自己此前早已办好赴港手续而倍感幸运。事后想起来，虽然1995年博士后研究未做成多少令人遗憾，但1997年因此而得到赴港亲眼见证香港回归的机会岂非更有价值?
这真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阴差阳错得机遇，回归大典亲见证!
二、大典前夕探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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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赴港之前我就听说中英政权交接仪式将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抵港后，眼见各大报刊连篇累牍地介绍会展中心以及中英政权交接仪式准备情况，更激发了我一睹会展中心真容的念头。6月29日下午，我忽然想到次日晚上就要举行中英政权交接仪式，会展中心届时一定会全面封闭，不许人们自由出入。如能抢在大典举行之前亲赴要地一览，岂非更有意义?于是我当机立断直奔会展中心。到会展中心之后，我发现即将举行交接仪式的中心场地——新翼部分已被严密封锁，但会展中心主体部分的有些地方仍照常对外开放。游客们三三两两，在里面参观、拍照，无人干涉。不过，“临战”的气氛已随处可见。会展中心主楼通向新翼部分的一扇大门已被关闭，两个清洁女工正一遍又一遍地清洗着地面。我与几个胆大的游客乘电梯上楼，看见四楼和五楼已布置有保安人员，他们很有礼貌地劝阻乘客们不要在里面参观。四楼是记者们的餐厅，五楼是他们工作的地方。保安人员正认真地检查着进进出出的人们。记者们及工作人员，一个个胸前挂着小牌牌——表明他们身份的证件，神情严肃、步履匆匆地乘着电梯上上下下。从他们的表情中不难感受到那种“大战”前的紧张气氛。下到二楼，我看见一群人正围观着墙壁上的一幅油画。走近一瞧，原来是著名画家刘宇一先生的新作《良辰》!这幅油画版幅巨大，场面恢宏，寓意深远。它以北京天安门和香港中环会展中心一带的夜景为背景，举凡与此次收回香港有密切关系的数百名各界知名人士，都在画中一一出现。正中是邓小平、江泽民和李鹏三人，其他人物分居两边，如众星拱月。画前，一位老伯不无惋惜地感叹道：“可惜邓公不能亲眼看到明天的回归大典!”两个中年男子则在为谁有资格、谁无资格入画以及谁该画在何处等问题而轻声争论。一位男青年很自信地对其女友预测说，这幅油画题材重大，画面上的人物栩栩如生，如果拍卖，售价肯定不会低于7位数字(我返汉后从报上得知该画后以2300万港元的天价成交，突破中国以往绘画售价之最)。而旁边的几位少男少女则为他们发现了自己所崇拜的汪明荃、成龙等明星而欣喜若狂，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我自然不会放过这些有趣的镜头，举起相机“咔嚓”地拍了好几张。
参观完会展中心，一看还有时间，我决定再去看看江泽民、李鹏等中央政府代表团即将入住的海逸酒店。海逸酒店位于会展中心斜对岸的九龙红砌，是李嘉诚长江实业集团经营的一家豪华酒店。我赶过去时天色已黑了下来。
在我到达酒店前个把小时，先行抵港为江泽民主席到港主持交接仪式做最后准备的钱其琛副总理已在李嘉诚、李泽钜、李泽楷父子等人的陪同和安排下住进该店19楼的总统套房。有关方面为保护钱副总理的安全在酒店内采取了严密的措施。不过，店内保安严密，门外仍平静如常。我根据以往的经验，原以为政界要人入住，酒店内外乃至附近一带一定戒备森严，谁知到实地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酒店该怎样做生意，还是怎样做生意。除19楼不能随便出入外，其他各楼酒店住客和访客可以到处活动。酒店门前及附近一带行人来往照旧。我在门前拍照留念也无人上前干预。事后我从报上得知，在整个中英政权交接仪式期间，各国政要未发生任何意外。
三、华洋同乐舞蹁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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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前后的香港社会，到处洋溢着节日的气氛。各界人士组织的形式多样的庆回归活动，令人应接不暇。在港的外国人也与中国人一道积极组织参与了各种庆回归活动。
6月29日中午，我在中环的皇后广场就观看了一场外国人组织(也有个别中国人参加)的文艺演出。这些外国人在广场搭了一个简易的舞台，并在舞台四周安放了高频率的扩音器。他们表演了合唱、舞蹈、杂耍等多种文艺节目。演员们显然不是地道的专业人士，但其中有些人的表演水平并不低，有些舞蹈动作甚至颇具功力。歌曲用英语演唱，旋律异常悦耳动听。尤其是台上的一名黑人演员，且歌且舞，热情奔放，感染得下面的一些观众也不禁随其节拍，轻扭身躯，拍掌应和。值得一提的还有，台下一群菲律宾妙龄女郎，身着统一的短袖红汗衫和白长裙。台上的音乐一响起，她们便摇动着铃声脆耳的手鼓，翩翩起舞，优美的舞姿令人陶醉。
这些外国朋友，在30多度高温下如此热情、如此投人地演出，也真不容易，如果不是这次香港回归中国，如果不是他们对香港的挚爱，怎会有这种感人场面的出现?想到这里，我的眼角不禁有些湿润了。
四、香江两岸不夜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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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个不夜城。每至夜幕降临，形形色色的霓虹灯便将繁华的都市装扮得明亮动人。尤其是回归前后的日子，悬挂于香江两岸高楼大厦上的各种喜庆图形和文字的大型霓虹灯，更是五彩斑斓，璀璨夺目。从九龙尖沙嘴的海边长廊远眺对岸港岛夜景，那楼林中闪烁的灯光倒映在波光粼粼的海面，犹如一幅巧夺天工的海景图，使人仿佛置身于若隐若现的蓬莱仙景之中。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于7月1日晚在维多利亚港举行的“香港九七万丈光芒庆回归”大汇演，使得回归之日的香港之夜，成为一个最壮丽、最迷人的夜晚。当晚9时，随着著名华人作曲家谭盾为香港回归创作的“1997交响乐”的乐声，一个10层楼高的“东方之珠”模型在28支电脑控制的光束照射下从维多利亚港中央海面上徐徐升起，并向四周喷出水柱，溅起阵阵浪花。随后，31艘千姿百态、富有民族特色的霓虹灯饰花艇依次登场，环绕着“东方之珠”巡游一周。此时，香江两岸150幢商业大厦的霓虹灯饰渐渐暗淡，千万束五光十色的激光突然划破夜空，耀人眼目。大汇演在最后一节“全民同庆”中进入高潮，一枚枚烟花从多艘趸船上同时腾空而起，在夜空中变幻成各式各样的美丽图案，煞是好看，引起两岸观众的阵阵欢呼声。与香港600余万同胞共度这个迷人的夜晚，实是一大幸事。
这次耗资一亿港币的全球最大型海上大汇演当晚共吸引近百万市民亲临现场观赏。为了能尽情地享受这个美丽迷人的夜晚，不少市民一大清早就自备凉席、报纸、凳子、食物和饮料，赶到尖沙嘴的海边长廊，抢占最佳观赏位置。他们在海边长廊将凉席、报纸铺开，或躺或坐，打牌聊天，说说笑笑，打发着时光，形成一道特殊的风景，引得各新闻传媒纷纷前来拍摄、采访。看见数百架摄像机镜头对着海面，我感到这是一个绝妙的镜头，忙拍了下来，拟名为《万“炮”齐发》，说不定还可到全国摄影大赛上去拿个金奖哩!
五、敦煌酒楼回归宴
近几年来，由于研究工作的关系，我与香港教育界、学术界不少专家、学者和社会知名人士，保持着良好的友谊。每次赴港开会、访问和研究，都会得到他们的悉心关照。这次抵港不久，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名誉会长邓统元先生就热情邀请我参加教联组织的有关庆回归活动，我自然十分愉快地接受了。
我参加的第一项大型活动是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于7月4日晚在香港岛北角敦煌酒楼举办的庆祝香港回归祖国联欢餐会。这次宴会规模盛大，筵开97席，隐寓九七香港回归之意。来自全港的多所中小学校长、教师以及多个教育团体的代表逾千人出席子宴会。澳门教育界特派了一个20余人的代表团参加。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张浚生、香港教育署署长余黎青萍、香港公开进修大学校长谭尚渭、香港树仁学院校长钟期荣和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创会会长吴康民等社会知名人士也应邀赴会。我作为内地特邀人士出席此次宴会，被细心的组织者安排在临近嘉宾讲台的第95席就坐。
这次回归宴的节目可谓丰富、精采而有趣。先是张浚生等分别致贺词。继由教师们表演了精心准备的多个文艺节目，其间穿插着充满悬念、扣人心弦的抽奖活动。奖品由多位社会贤达和商家提供，有上万元一只的金表，也有数十元一件的工艺品。对于来宾而言，能否获得奖品并不十分重要，关键在于每人都能参与，都有机会亲身感受那份意外的喜悦。每当主持人念到一个幸运号码，大家就一阵欢呼，向幸运者鼓掌表示祝贺，气氛十分热烈。为了纪念九七香港回归祖国和这次有意义的聚会，宴会组织者还特为此次活动设置了一个教育界“十年之约”的“时间锦囊”。来宾们将自己的姓名和本席编号写在一物件上，然后集中置于一带盖的玻璃盒内，预备埋在大埔香岛中学地下，将在2007年特区成立10周年时重新打开，以印证香港回归后10年的发展历程。由于事先未做任何准备，我这一席的来宾们一时不知写在什么物件上为宜。邻座的香港教育资料中心副主任余兆翔灵机一动，取出他刚买的电话磁卡，嘱每人将姓名写在上面。大概因为是内地来宾，众人公推我先写，写完之后，大家又千叮万嘱地相约10年后再来此处重聚。其情其景，令人难忘。
还有件有趣事值得一提：宴会组织者为了给来宾们助兴，别出心裁地将本次宴会的菜谱用一首仿七律来表示，每句诗隐寓一道菜名，而且每句诗的开头一个字连起来读就是“喜庆香港回归祖国”这句话，构思新颖独特：涛曰：
喜气洋洋城中宝，庆贺彩龙舞翩跹。香江梦圆喜迎春，港湾池畔花月夜，回首百年今展翅，归宗明珠耀光芒。祖籍神州跃龙门，国运昌盛天下白。
当时我见此忙用相机去拍摄菜谱。余兆翔先生见状说道：“不用拍了，这份菜谱就送你作纪念罢!”于是，在我的收藏品中又多了一件富有纪念意义且新颖别致的菜谱。
六、师生同心庆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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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敦煌酒楼回归宴的次日(即7月5日)下午，我又应邀观看了在闻名遐迩的香港红磡体育馆举行的“师生同心庆回归”大汇演。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名誉会长邓统元先生邀请我时，考虑得很周全，除送我一张嘉宾票外，还附带多给了两张普通票。于是，我便借花献佛邀约同在香港中文大学从事研究工作的两位朋友——复旦大学徐以骅教授和山东大学陶飞亚教授一道观看演出。
来自全港100多间中学和幼儿园的5000余位师生参加了演出。其演员人数之多、规模阵容之大、节目内容之丰富，均堪称历来同类演出之最，可以说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全港爱国师生的文艺大型汇演。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对此次活动十分重视，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也亲自担任此次活动的荣誉赞助人，文艺演出的内容十分丰富，有数百人的大合唱，也有上十人的小合唱；有富于民族特色的民乐演奏，也有洋味十足的西乐表演；有教师们的集体节目，也有清一色学生们的演出。如果说，上千人的师生大合唱气势磅礴，声震九霄；那么，由清纯少女表演的女声小合唱，则余音绕梁，婉转动听。而偶有失误的幼儿园小朋友们的歌舞表演，尤显得天真可爱。6、7月正是每个教师和学生最忙碌、最紧张的时候，学生们还面临着期末考试的压力，但师生们克服了种种困难，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尽了自己的一份心力。当时在我同排观众席右侧，有位头戴区旗帽、身穿区旗衣、衣着打扮与众不同的老人，每当舞台上出现鲜艳的五星红旗，他就拼命挥舞着手中的那面小区旗，神情非常激动，看得出来他是一位对祖国充满深厚感情的爱国老人。每当我想起当时的情景，这位爱国老人清癯坚毅的面容就浮现在眼前。
七、教坛同仁话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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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港英当局为巩固其殖民统治，大力推行“疏离的子民教育”，竭力淡化港人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使不少青少年头脑中很少有“民族”、“国家”之类的概念，成为“无根的一代”。为此，特区政府刚成立一个星期，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黄显华教授就以《信报》“教育眼基金会”(他兼任其主席)的名义，组织了一次香港教育座谈会。黄教授与我结识已久，这次也邀请我与会。
这次座谈会7月9日晚在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301室召开。黄教授邀得香港最重要的教育咨询机构香港教育统筹委员会的两名委员——香港大学副校长、教育系讲座教授程介明博士和田家炳中学校长戴希立博士作主讲嘉宾。香港多个教育团体以及中小学和大专院校的近60位人士到会。
主持人黄教授事先为与会座谈者印发了当日香港《明报》刊登的该报记者关于香港教育统筹局局长王永平的长篇专访《特区教育改革的“世纪计划”》。座谈就从两位主讲嘉宾对特区政府教育改革计划的评论开始。会上大家争先恐后，各抒己见，体现了香港教育界自由、活跃的学术气氛。
我近年来对香港教育比较关心，故会上也不揣浅陋，提出香港教育要想真正落实“港人治港”的精神，就必须尽快建立一种香港教育工作者(尤其是一线人士)广泛参与教育决策的新机制。一方面强化已有的教育咨询机构(如教育统筹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等)的角色功能，建立各类专业化色彩更浓的教育团体(如酝酿多年而一直难产的教师公会等)，另一方面调动和发挥广大一线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使教育决策日趋民主化、科学化。我还向程介明教授了解在上述方面，他或其他教育界人士有何新打算、新动作。
从这次座谈会所有参与讨论者的发言中，我强烈感受到香港教育工作者对未来香港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普遍关心和支持的态度，具有很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特区政府成立后，过去被港英当局漠视和压抑的那种参与教育事务的欲望，正在他们身上日益复苏和高涨，并转化为一股改革教育、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八、观剧巧遇董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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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建华是全香港最忙碌的人。自从被推选为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后，他就没有过上一天轻松的日子。特别是7月1日正式走马上任后，处理各种亟待处理的事务，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见，出席大大小小的庆祝活动，忙得他头两天几乎没有阖眼的时候，以致于特区成立后首次记者会上，当记者问“您是香港最大的行政长官，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时，他颇幽默地答道：“我最大的问题就是睡眠不足，想回去睡觉。”如此超负荷量的工作，倘若换了别人，恐怕早就累趴下了。幸亏他平时注重健身，有一副好身体，尚能应付自如。就是这样一位日理万机的大忙人，仍拨冗出席了7月10日晚香港演艺学院九七年度毕业典礼暨庆祝回归演出。
我是在演艺歌剧院一楼来宾接待室遇见董建华的。当时演出尚未开始，我与朋友利用演出前的一段时间随意观览剧院大厅内的各式精美陈设，无意间看见近旁来宾接待室人丛中有一个十分熟悉的面孔。仔细一瞧，原来是这段时间天天在电视上见到的董特首!
与他不过咫尺之远，很想趋前致以问候，但又不敢造次，遂驻足一边静静地看着他与来宾们交谈。他仍身着那套人们常从电视上见到的藏青色西服，修得齐齐整整的寸头使他显得还是那般精神，圆润的脸庞上带着微笑，显得和蔼可亲，说话的语气仍是那样平和，声音虽因连日来讲话太多而略带嘶哑，但仍富有其特具的磁性和力度。他左手端着一盏盛着鸡尾酒的杯子，与人交谈时身体稍前倾，不时地点着头，给人一种平易近人的感觉。难怪我的香港朋友要说：“我们香港人最讨厌那种盛气凌人，不可一世，动不动就打官腔的人。就凭董建华这种朴实谦逊、平易近人的作风，我也会投票选他当特首!”看来，要想成为一个优秀的政治家，为人一定要谦和，要亲民!
董建华能够成为600余万港人的领袖，我想，为人谦和只是其中一个因素，更重要的恐怕还是由于他目光远大，胸襟开阔，诚信正直，办事稳重，才能超群。当然，与他个人文化修养全面也有密切关系。他对中西文化都有相当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对于艺术(特别是电影)颇为爱好(他的太太赵洪娉喜欢唱歌，甚至与人合作填词作曲)。他对艺术事业的发展一直持鼓励、推动的态度。他于百忙中亲自出席此次演艺学院的毕业典礼实际上是来表明自己对香港艺术事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是来表明新成立的特区政府文化政策的基本倾向。
毫无疑问，这场庆祝回归的演出，是非常成功的。但说实话，当天晚上给我印象最深的，还不是演出本身，而是前来祝贺的董建华。此事已过去10年了，但回想起来，当时的情形犹历历在目。我仿佛又看见他正微倾着身体与人交谈，态度还是那么和蔼，语气还是那么平和，声音还是那么富有磁性。
九、最忙之人数老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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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前后的香港，你若问哪个人最忙，谁都会说，董建华。但若问哪种人最忙，人家肯家会告诉你：老记(即新闻记者)。
此话不假，记者确实是回归前后香港最忙最辛苦的一类人。这次香港回归中国，是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香港一时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记者们自然不会放过这一极为难得的，可以大显身手的机会。八千余名肤色、语言不同的记者，携带着各种最现代化的“武器”，从世界各地会聚香港，参加这场规模空前的新闻世纪大战。他们不分白天和黑夜，不顾饥饿和疲劳，哪里有新闻，哪里就有他们出现。在回归前后的香港，你若发现有谁衣衫不整，头发凌乱，脸色铁青，两眼通红，胸前还挂着相机，不用问，那人准是老记!
我不是记者，但有一些记者朋友，新华社香港分社记者何自力先生，原是我的同事和好友。他原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后分配到我所工作。80年代后期考到北京中国新闻学院读双学位，改行学新闻，毕业后留京工作。1996年上半年由新华社派到香港分社工作，任驻港记者。1996年11月，我赴港参加一次国际会议，会上与来写报道的他邂逅，并得其不少关照。他人极聪明，且腿勤手快，善于选角度，抓新闻，已发了不少有影响的稿件。这次为了报道香港回归，他整天都在外面跑新闻，很少回社里给他分配的那个小单间休息。即使回来，也多在后半夜。我6月下旬到港后，给他房间打过多次电话，一直找不到他的人。直到新闻大战高潮开始消退的7月6日，才与他联系上。他告诉我，这段时间实在是太累了，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好好地睡它几天。把元气补一补，再到深圳去，与专门从北京赶过来，已在那里等了半个多月的妻子团聚。
我的另一位记者朋友，时任香港《文汇报》港闻部主任李晓惠先生（现为《文汇报》副总编辑），也是一位大忙人。他原是我校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毕业工作几年随妻子移居香港，并在《文汇报》谋职。因工作勤奋，才能出众，不过几年便由一般记者升任港闻部主任的要职。在这次香港回归祖国的新闻报道大战中，他所在的《文汇报》以其组织得力、报道及时而获得同行们的交口赞誉，并为社会各界人士所充分肯定。作为报社一重要部门负责人，他自然也重任在肩，出力尤多。在回归前后的那几天里，他几乎是通宵达旦地工作，很少有阖眼的时候。有天晚上，我给他打电话，快12时了，他还在社里与下属开会，研究有关工作。好不容易抽空与我聊天，没谈几句，又有下属来请示汇报，他只好抱歉地说以后抽空再聊。可直到我离港返汉，两人也没找到一次再聊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