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时报:解决贫困生问题需要多方合力

发布时间：2005-08-30  来源：hyzx

采访：本报记者　温蕊（以下简称“记者”） 受访：周洪宇　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育 科学学院教授，武汉市教育局副局长 贫困生持续增加 记者：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贫困大学生的？ 周洪宇：我是从2002年底开始关注的。农村地区多数为贫困地区，相对城市是个弱势的地方，在这个人群里有个相当大的弱势群体，那就是贫困大学生，他们已属于非义务教育阶段，但这些非义务教育的贫困学生的学费、杂费及其他的费用怎么办，谁来关心他们？ 记者：您是否捐助过贫困大学生？ 周洪宇：我捐助过大学生，有时是学校组织，到农村去调研时我也捐过。但不是定期的。 记者：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贫困生，并且在不断的增加？ 周洪宇：这个原因比较复杂，从根源上说，还是经济发展不够，地区发展严重失衡。 还有一些因素，像天灾，如1998年特大洪水，使得在农村本来条件就不好的家庭，遇到这样一场灾难马上使这个家庭从贫困跌入赤贫，那他们的孩子就成了特困生，这样就加剧了贫困生的出现。而在城市，有些是因为家庭的突然变故，父母下岗或者去世，也会使这个家庭变成赤贫。 另外，这与我国从1998年高校扩招有关系，本来1996年贫困生的数量是100万。自从1998年到2001年突然就增加了2倍，这个数字实际是从1998、1999年开始突出的，分析原因就是，1996年以前上大学的费用是由国家承担的，而1996年高校收费并轨后，贫困生的问题开始突现。 所以与高校扩招、降低入学门槛有关，特别是高职高专、独立学院和分校扩招，很多的学生可以进高校。因此，高校扩招得越来越快，贫困生也就增加得越来越多。而到了今天，405万贫困大学生的数字是非常惊人的。 记者：您认为贫困生仅仅是需要钱的帮助吗？ 周洪宇：贫困生分为两种，一种是经济贫困，另一种是心理贫困。经济贫困好解决，给钱就行，而很多学生是心理贫困，因为贫困会产生自卑、不自信，同时也不愿别人知道家里比较穷。 这些学生尽管申请了贷款，希望得到这笔钱，但不愿被贴上贫困生的标签。这方面，学校应该采取心理辅导、教育、交流等多种方式。让贫困生认识到贫困是暂时的，可以改变。个人不能选择出生，不能选择父母，所以要承认现实，面对贫困需要正视，迎接这个挑战。 当然，还包括社会各界不能对贫困生歧视。要制定反歧视法。 改善贫困生现状要立足于制度创新 记者：除了可以通过绿色通道入学的贫困生以外，其他的家庭一般贫困的学生怎么办？ 周洪宇：这些学生可以通过奖学金、商业贷款，也可以在校内外勤工俭学。我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时看到，在国外实际上困难生很多，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勤工俭学完成学业。 实际上，在美国可以看到很多学生都在打工，不管这个学生有钱没钱，这与美国个人至上主义和不依靠大人的文化传统有关系。 而国内的贫困大学生却不能完全做到这点，不可能用打工挣来的钱上大学。而且，打工的机会对于需要打工的人来说，还是太少。打工的费用，还是太低。“机会少，收入低”这是打工学生的两大困难。 很多学生在校内找不到职位，只能到校外去，到外面去打工还要看哪个城市，如果这个城市高校少的话，情况就要乐观些。如果这个城市高校多的话，像北京的大学，学生在校外除了做家教，还有哪些地方会给学生打呢，这个市场对于打工的学生竞争太激烈。 我曾在2004年的人大代表大会上提议，学校要采取各种措施，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勤工俭学的机会。对于这点，很多的学校还没有发掘够。高校完全可以将原来在社会上请的看门人，及其他的后勤人员的工作交给贫困大学生。只要是非学术性的，后勤的都可以给学生做。 记者：那您认为还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帮助完善资助制度？ 周洪宇：我想有几个方面，首先社会应该建立各种基金，同时国家对各种捐献钱的人，给予一种免税的制度，交了多少可以扣除所得税，主要是针对企业。可以充抵应交的所得税，例如一个企业本来要交100万元的税，有政策可以让企业把这钱充抵捐赠了。企业就认为，反正这钱也是要交的，不如把钱交给慈善机构。 国家不仅是要出台这个政策，而且还要鼓励。在国外，各种基金会特别多，就是因为实行了良好的奖励制度，像比尔·盖茨每年拿很大一笔所得税出来用于捐款。说起来好听，实际上他也没有吃亏。 另外，在学制上应该改，要有灵活的学制。说具体些，一个贫困生现在没钱，学校可以保留他的学籍，可以缓2～3年上学，而让他在这段时间内去打工，有钱之后再来上学。如果让学生有退路，有多种选择，那么压力就不会太大。虽然贫困生仍然存在，但是问题就不会那么突出。所以在制度设计上要给他多一点选择的空间。 但对于延期上学的制度，要尽快研究究竟可以延长多少年。尽快出台政策，让学生明白自己可以保留多长的学籍。还有一个就是学分制，因为晚了几年上学，学生当然想快点上课，把学分都拿到，可以不必读4年，也许只用两三年就读完。 对非重点高校应有政策倾斜 记者：目前实行的“贷款风险补偿机制”是由银行、地方政府、高校三方承担，有的高校认为要学校承担这样的风险不合理，您认为呢？ 周洪宇：高校既然是半公共产品，应该施行成本分担。我认为这个制度比较适中。当然各高校的情况也不一样，省属院校办学经费的来源渠道比较单一，可能压力较大，要看学校的类型。如果是重点高校，特别是“985”高校，对他们而言那就少了。 因此，我觉得国家的政策应该灵活一些，也不应该一刀切。对于重点高校，像“985”高校，筹款和取得经费的渠道广，所以贴息高也是应该的，省属高校低一点也是应该的。 对高职高专、民办学校更是如此。这些学校本身还在生存的漩涡中挣扎，要他们拿出很多钱来贴息，非常困难。况且，每年要这些学校拿出10%的学费来资助贫困生已经不容易。 值得注意的是，重点高校本科不会再扩大招生，接下来扩招的将是民办高校、独立学院、分校及高职高专。而这块正好是国家助学贷款、商业贷款、高校贷款和国家助学金关注甚少，但又急需关注的一个方面，如果不尽快想办法解决，不把“阳光”普照到他们身上，贫困生的问题会越来越突出。 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