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湖北频道:高考公平，主管部门真的就束手无策吗？

发布时间：2005-07-29  来源：hyzx

新华网武汉７月２６日电（记者戴劲松、陈江）在愈刮愈烈的“高考移民”风中，湖北籍海南理科高考状元李洋由于地方政策限制而落榜一类本科院校早已不再是唯一的“案例”。采访中，一些教育专家惋惜之余，特别提出了“我国重点高校招生名额自主投放现状究竟合不合理”的质疑。面对多年痼疾有增无减的态势，他们不禁要追问：高考公平，主管部门真的就束手无策吗？ 招生名额投放严重不公是导火线 巧的是，距“李洋事件”半个月前即６月中旬，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大学兼职教授洪可柱便在北京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慷慨陈词，为国内部分省市考生呼吁“高考公平权”。 他以湖北为例，近２０年来，清华、北大在湖北每校每年招生人数不足百人，在北京每校每年招生不低于５００人，两校湖北录取总数仅为北京考生的１／５；而湖北总人口是７５００万，是北京的５倍。这意味着，湖北考生考上清华、北大等名校的机会，仅为北京考生的１／２５。 此类情况在其它“高考移民”输出较多的省份同样存在。据有关部门最新统计，河南考生总数是北京的７倍，而北大、清华在北京的录取名额投放数却分别是河南的４．５倍和４．９倍；山东考生总数是上海的６．５倍，而复旦大学在上海的录取名额投放数却是山东的２２倍多。 洪可柱因此认为，对考生最具吸引力的重点高校在招生名额上向各省投放严重不公，是出现“高考移民”这一怪现象的直接导火线。海南省教育厅负责人透露，目前除北京、上海、西藏外，全国有２７个省（市、区）的考生向海南“移民”，尤以河南、湖北、江西、湖南、安徽、河北、内蒙古、浙江、山东９省份为甚。 于是，自去年下半年至今，海南省为保护本地考生利益便一直在和“高考移民”发生摩擦，当地有关部门随之先后制定了“驱逐”、“限报”以及“买房不再上户口”等形形色色的新对策。此前，曾经是或仍然是“高考移民”重灾区的新疆、宁夏、云南等地也掀起过反抗运动。诚然，“高考移民”使本地考生的正当权益受到了侵害。然而，一些省市的考生享受的资源优势或国家政策扶持，在许多人看来更是一种不公平。 可就在“李洋事件”余音未了之际，海南本地考生又将面对更为严峻的新矛盾。海南省考试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在最近３年，“高考移民”的平均录取率高达８８．１３％，海南本省考生录取率为８１．９％。按此比例计算，今年高考移民将有８６００多人被录取，如此数量足以将海南第二、第三批录取院校的８０３０个名额全部垄断。 合理差异应该由强向弱倾斜 正是在高考处于这种新对策总与新矛盾相伴的尴尬局面下，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洪宇将寻找“病源”的视角投向了历史：自我国有科举制度以来，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是教育不公平的根本原因所在。 周洪宇说：“考试公平不能回避区域公平！纵观中国教育史，类似‘高考移民’的‘冒籍寄应’古已有之，但像今天这样造成一个地区整体考生利益受损的情况则从未有过。区域公平的实质就是经济发展不平衡，这里有自然、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由区域不公平引发的教育不公平，现行相关政策不仅没有淡化，相反是在加剧。” 他分析认为，政策原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长期以来以“非均衡发展”为特征的财税、户籍、劳动用人等社会经济类政策，这在国家资源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则是教育部门在制定相关政策时的“越位”和“缺位”，特别是高考录取分数线倾斜、重点大学名额投放向中心城市倾斜等政策制定不当。 周洪宇说，伦理学家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一书中强调，坚持平等原则和差异原则是正义的必然要求，平等是正义的第一要素，而合理差异亦是正义的重要构成，但这里的差异应该由强向弱倾斜。然而，我国当今高考录取中招生名额和分数线不是向西部贫困地区、落后地区、农村地区倾斜，而是向发达地区、大城市倾斜，这本身就违背了体现正义的合理差异原则。 他还强调，教育部将高考招生录取权完全下放到各重点高校，固然有利于调动重点高校的办学自主权。然而，重点高校在招生过程中各自为政、各定计划，向发达地区、大城市投放更多的名额，理由是城里的学生综合素质高，结果反而加剧了招生名额投放不均，直接危害考试公平，已经使这项政策违背了社会进步的要求。 武汉科技大学校长刘光临也说：“教育部是全国所有高校的教育部，如果一味在资金扶持上向重点高校倾斜，各地高校的生存空间就会日益艰难，而教育资源不平等将会触及大部分考生的利益。像北大、清华等名校与其它高校之间有差距本来是正常的，但应该是自然形成，而不应该再人为拉开这种差距。” 主管部门要发挥宏观调控的职责 “教育公平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基本内容和实现途径。其中，高考公平是最受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有鉴于此，近些年全国“两会”上都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议改革重点高校录取制度。 洪可柱极力主张主管部门要有所作为，着眼长远要拿掉发达地区的高考特权。他说，北京、上海这些中心城市考生享受了良好的义务教育资源，而上重点大学的录取分数线却比其它地区考生低许多，这无疑加剧了不公平。很明显，分布在发达地区的重点高校，是全国人民的共有资源，不能只照顾本地学生。降低分数线，应针对边穷地区，而不是发达地区。 周洪宇则表示，主管部门当务之急就是要充分发挥宏观调控的职责，特别是对重点高校招生名额投放的管理上不应“缺位”。他说：“在我国教育整体水平尚不发达的今天，高等教育还不具备像美国等西方国家那样倡导完全自由竞争的条件。所以，教育主管部门要站在全国公平的战略高度，有意识地平衡各地发展，而不是任由高校自作主张。 尽管专家们对李洋的遭遇深表同情，但同时也认为海南主管部门的做法并没有错，否则又会造成新的不公平。因此，主张“高考三统一”即统一分数线、统一标准、统一试卷，这看起来公平，实际上不公平，而且短时间内也不可能做到。因为这种方案的思路只是考虑考试公平，而没有保障区域公平，所以并不能在国内实现真正的教育公平。 山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申国昌提出，改革高考录取名额投放办法已迫在眉睫，尽快制定录取名额合理投放的科学方案，但必须坚持三项原则：一是公正平衡原则；二是区域差别原则；三是渐进实施原则。 专家们认为，教育主管部门的宏观调控与高校办学自主权的扩大并不矛盾，只要达成共识，就可形成合力，共同推动我国教育的发展。特别是重点大学的校长，一定要有“全国性教育家”的风范与气度，不能简单地把招生名额向所在地倾斜视为办学自主权的扩大，视作对所在地的支持和回报。（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