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学校、社会和个人该做什么——从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谈起

发布时间：2003-12-23  来源：hyzx

　　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政府、学校、社会和个人各自该做什么，承担什么样的职责，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从20世纪上半叶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史，我们或许可以得出某些启示。 　　首先看政府。20世纪20、30年代，正是社会大转型、大变革的时代，军阀混战，内战连年，中央政府对政权、对教育的控制有限。当时的政府虽不懂教育，但有时候倒知道请懂教育的人来管教育（如蔡元培、袁希涛、蒋梦麟等教育家先后应邀出掌教育部），事实上形成了一种专家内行依法治教的局面。教育部主要是通过立法建制、规划协调、拨款资助、评审督导等工作来管理教育。在立法建制方面，主要是依托民间力量，发挥教育会社（特别是全国省教育会联合会、江苏省教育会、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等）的作用，相继制定颁布了一系列教育法律法规，制定出台了壬子—癸丑学制、壬戌学制等，确立了现代学制。在规划协调方面，先后建立了中央和地方教育行政机构，确立了教育宗旨和实施方针，加强了对全国和地方教育的指导。在拨款资助方面，由于政府忙于战争，教育经费极为有限，但注意通过专门机构评审后拨款资助，注重调动地方和民间力量办教育的积极性。在评审督导方面，先后建立并通过教育部学术审议会、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等机构和组织，加强对教学和研究的指导。 　　其次看学校。此时，由于中央政府对教育的实际控制有限，大学有较多的自主办学权，自主招生，自主管理，自由研究，民主空气浓厚，积极服务社会。 　　再次看社会。此时，出于救国的热忱，社会有识之士对发展教育十分热心，不少企业界、银行界人士等纷纷捐资助学，如江苏南通的张謇、上海的穆藕初、聂云台、钱新之、陈光甫等人。不少海外华侨如陈嘉庚等人也捐资教育，办了不少学校。社会对教育的参与力度较大，政府也乐观其成。 　　最后看个人，主要看大学校长和教授。大学校长多有教育救国和教育兴国的理念和追求，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很强，有自己的办学思想和信念。在提出其办学理念的同时，主要是做管钱、管人的工作，即积极向社会、向校友筹措办学经费，然后用筹到的钱去四处聘请知名教授，发展学科专业，培养优秀人才，建立学校的声誉。教授也普遍注意发挥自己在学校决策中的作用，积极参与学校事务和管理，推动学校改革和社会改造。 　　这一时期的教育，总起来说，尽管外在的社会政治环境恶劣，但由于政府管理不多（不是政府不想管，而是此时无力管），民间社会又积极参与，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空间相对比较大，教育显得生机蓬勃，欣欣向荣，直到20世纪30年代“蒋、冯、阎”中原大战后，蒋介石政权在形式上一统全国，大力加强思想控制和教育统制，特别是后来日本全面侵华，教育才逐步转向衰落。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我认为，在政府、学校、社会和个人的关系上，应该形成有限政府有限管理，有权学校有效办学，有识社团有力参与，有志之士有为创造的“四方八有”新格局。政府与教育的关系通常有四种：懂教育的管教育，这种情况最理想；不懂教育的不管教育，这种情况也好，可以放手让懂教育的去管教育，教育也可以办好；懂教育的不管教育，这种情况不利教育的发展；最糟糕的是不懂教育的管教育，自我感觉良好，其实一塌糊涂，如袁世凯、蒋介石等人对教育的粗暴干涉，搞文化专制主义，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乱管，严重地影响了教育的健康发展。 　　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值得重视。我们应以历史之光洞烛现实，以现实之光观照历史，在历史与现实互相印证和借鉴中走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