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教育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所倡导并实践，是陶行知对中国教育做出的重大原创性贡献，享有世界声誉，并具有当代价值，集中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构建和改革实践两个层面。
在理论层面，生活教育在许多方面都反映了教育的客观规律，蕴含着合理因素，它的大教育观、主体教育论、生活课程论、实践教学法和终身教育论等，为当代中国教育理论构建提供了丰富营养。
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实质上是一种大教育观。他认为生活含有教育的意义和作用，教育应以生活为中心，通过生活来进行，生活决定教育，教育改造生活，整个的生活要有整个的教育，而且“到处是生活，即到处是教育；整个的社会是生活的场所，亦即教育之场所”，主张把学校伸延到大社会乃至大自然中去，使学校与社会、教育与生活密切结合，培养真正适合社会需要的各种人才，让教育真正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把教育植根于整个人类社会生活之中，无疑是对传统小教育观的否定。它打通了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使社会成为一所新型的“大学校”，这正是现代大教育的基本特征。
生活教育倡导培养“真善美的活人”，这其实就是一种主体教育论。陶行知从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的总任务出发，把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统一起来，提出培养“真善美的活人”，其内涵有二：一是受教育者在德、智、体、美诸方面和谐发展，具有“康健的体魄、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趣和改造社会的精神”；二是具有主体意识、独立个性、开拓精神和创造才能。这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民主的、全面的教育观，符合弘扬人的主体性、提高人的素质的现代教育的发展趋势。
陶行知主张“教育以生活为中心”，实质上是一种生活课程论。传统教育以文字和书本为中心内容，绝少有科学内容和与生产有联系的内容，严重脱离人民大众社会生活实际，旨在培养统治集团所需要的统治人才和驯服的民众。陶行知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教育以生活为中心”的主张，认为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应成为教育的内容。教育内容必须根据社会生活的需要来安排。他把社会生活划分为健康的、劳动的、科学的、艺术的和改造社会的5个方面，并相应提出健康的、劳动的、科学的、艺术的和改造社会的5种教育内容。他并不一概否定文字和书本的作用。但他认为文字和书本只是工具，是人们社会生活实践的工具。工具是给人用的，文字和书本也是给人用的。所以，他主张“用书”而不主张“读书”，反对“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
生活教育的“教学做合一”方法可谓实践教学法。陶行知以“做”为中心，把教与学统一起来，主张“教的方法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根据做的方法。事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这种“做”不是盲行盲动，它具有行动、思想、新价值的产生3个特征。它也不排斥传统的讲授、谈话、练习、考试等方法，只要求将这些具体方法统一在实践上，要求教与学都要与实践相结合，从实践中去追求真知识。旨在培养手脑双挥者，这有助于加强教与学、学与用、教育与生产劳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也丰富了教学法思想。
陶行知主张“教育与人生为始终”，最早倡导终身教育。他批评传统教育制度是“短命的教育”。在他看来，教育不是在学校教育结束后就算完事，而应贯穿于人生全过程，应是“整个寿命的教育”。他认为人生有多久，教育也应有多久，“差不多从出世到老，与人生为始终”。“生活教育与生俱来，与生同去。出世便是破蒙，进棺材才算毕业”。只有“与时代俱进，才能做一个长久的现代人”。值得注意的是，其“教育与人生为始终”的思想，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提出来了，这比现在人们公认的世界上最早提出终身教育思想的法国教育理论家保尔·郎格朗还要早40多年。完全可以说，陶行知是现代终身教育理论的先驱，其终身教育思想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教育思想史上，都具有里程碑意义。
更重要的是，生活教育不同于许多一般教育家的理论之处在于，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性教育学说，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在理论层面具有现实意义，在实践层面富有当代价值。如，它对“教育立国”的强调，对新型师范教育的探索，对农村教育的大胆改革，对工学团制和小先生制的运用，对“政富教合一”、社会整体改造的尝试，对中外教育经验的合理借鉴，都为今天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立场与方法，对待生活教育，根据新的情况来加以取舍，并力求有所发展和创造。只有这样，才符合陶行知生活教育本身的精神，使生活教育更好地服务于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推动美好的中国梦的最终实现。（周洪宇 湖北省人大副主任、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