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为进一步破解社会关注的教育热点、难点问题，共同探讨解决之道，中国教育报近期推出了“热点大家谈·减负系列报道”。日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与中国教育报联合举办了“减轻中小学生过重学习负担”研讨会，为减轻中小学生过重学习负担建言献策。
“当前中小学生学习负担过重原因是什么，对策是什么？”日前，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与中国教育报联合举办的减轻中小学生过重学习负担研讨会上，与会专家、教育局长、中小学校长、教师、家长等围绕这一主题进行了面对面的讨论与交流。
如何理解“学习负担过重”？
如果学习影响了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增加了学生的心理负担，使学生的兴趣爱好、自信心受到破坏，进而影响学生自我认同感的合理确立，那么这样的学习对学生而言，无疑是负担过重。
“我前段时间去一所高中，晚上十点半，教室里灯火通明，第二天早上六点半，教室已是琅琅书声。除去孩子们洗漱、吃早饭等时间，可能睡眠时间也就6个多小时。”提起中小学生学业负担，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首都基础教育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梁威讲述了自己亲眼见到的一幕。还有一些学校的激励标语，也让大家感到触目惊心：生前何必久睡，死后必会长眠。
减负呼声不断，但什么样的学习负担才算“过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
“什么是负担？负担其实是一种心理感受。”江苏省泰州市苏陈实验小学校长丁正后说，“对于一个喜爱游戏的学生，让他在电脑旁坐一整天，他不会觉得累，因为他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的快乐。对于一个不愿动笔写日记的学生，哪怕让他一学期只写一篇日记，他也觉得是一种负担。”
优生和后进生对学习负担的感觉差别显著，北京市门头沟区教委主任李永生也注意到了。“班级授课制下教学活动的一个基本预设是：全年级或班级学生学业水平是大致相同的，但事实上，学生的认知水平、接受能力却有显著差异。相同的学习内容和进度，对不同水平的学生而言，负担状况肯定不同。减负工作，首先应该关注那些学习困难学生的学业负担。”李永生说。
马东宝是北京市大兴区兴华中学副校长，也是长期工作在教育一线的教师。他一直为学生学习负担过重问题困扰着：“当看到孩子一脸的凝重与疲惫，终日难见笑容的时候；当他们再没有了与父母的亲昵，成天无奈地坐在书桌旁的时候；当动人的音乐与假日的旅游成了他们难得奢侈享受的时候……我们知道，孩子们累了！”马东宝用一组排比句道出了一线教师对于孩子们学习与生活状况的担忧。
怎样的学习负担才算过重？学生家长、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王葎认为，如果学习影响了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增加了学生的心理负担，使学生的兴趣爱好、自信心受到破坏，进而影响学生自我认同感的合理确立，那么这样的学习对学生而言，无疑是负担过重。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10年对1999年以来学生发展状况进行了纵向比较研究，研究发现，十年来中国中小学生睡眠时间持续减少，在“学习日”近八成睡眠不足，在周末也有超过七成的中小学生睡眠不足。这种状况对于正处于身心发展阶段的中小学生来说，危害不言而喻。青少年时期因学业负担过重导致的长期睡眠不足、心理焦虑不仅会损害孩子们的身体健康，而且也会带来长期的精神创伤和人格障碍，影响他们长大后的社会行为。
不仅是睡眠不足，2011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对城市义务教育阶段的家庭教育支出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我国中小学家庭教育支出大约占家庭收入的三成，年平均费用为8754.4元，而用于课外班等各种扩展性教育支出的年平均费用为5862.8元，约占家庭教育总支出的67%。
“这意味着什么？”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洪明说，“在大城市，如果每节课外班100元，那么孩子们每年要多上58节课；在中小城市，如果每节课外班50元，那么孩子们每年要多上近120节课。课外班的增加，无疑加重了学生的负担。”
“当前中小学生学习负担过重是个真问题，不是假问题。”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部长石中英教授说，“学习负担是相对的，学习负担过重问题是绝对的。具体地看，也许某个孩子的负担并不重，一些学校通过教学改革努力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但总体来看，目前我国基础教育阶段学生学习负担过重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学生学习负担过重的真实性、客观性、严重性已经被社会普遍感受到，严重影响了孩子们的身心健康、睡眠质量，也影响到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和未来公民的素质，不容回避，也无须粉饰。教育界和整个社会，只有直面问题，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
学习负担过重表现在哪些方面？
为什么我们要提“减轻中小学生过重学习负担”而不只是“课业”负担？就是考虑到还有一些学校之外的因素，比如课外班的负担。
北京市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校长、化学特级教师罗滨曾去一所小学调研。和一位五年级孩子的对话，让她印象深刻。她问孩子：“如果你给老师当老师，你最想做什么？”孩子说：“最想给老师布置作业。”罗滨很好奇，接着问：“给老师留什么作业呢？”孩子回答：“让老师抄课文。”“抄多少遍？”罗滨随口问道。“抄50亿遍。”孩子说。“这个回答，让我一辈子难以忘记！”罗滨说，“50亿遍，可见孩子多么讨厌老师布置的重复作业。”
“站在学校的立场，从校长的视角看，学生过重的学习负担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用于学习的时间过长，用于应付学科考试的时间过长，用于睡眠的时间过短；二是心理负担过重，作业过多，机械记忆的内容过多。”丁正后说。
在李永生看来，当前学生学业负担过重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外延性学业负担，即学生学业门数过多，容量过大所造成的负担过重。另一种是内涵性学业负担，即教学中前后知识之间跨度太大、坡度太陡所造成的负担过重，学生缺少直接经验的支持，难以理解。
除了课堂内的学业负担，课外班也造成了学生学习负担过重。“为什么我们要提‘减轻中小学生过重学习负担’而不只是‘课业’负担？就是考虑到还有一些学校之外的因素，比如课外班的负担。”中国教育报总编辑翟博说。
对于学生学习负担过重的表现形式，罗滨认为，首先是学习时间的延长，主要是课外学习时间延长，这导致了学生课内主动学习时间减少，降低了课堂学习效率。其次是考试太多，周考、月考、联考和模拟考等频繁；作业太多，而且是超范围、重复性的。再其次是以提前学、超前学、大家都学一样的为特点的课外班。家长对孩子期望很大，很舍得投入，有以英语、数学为主的课外班，还有以提升综合素质为主的音乐、美术类课外班，全方位发展的美好愿望给孩子带来了负担。
北京师范大学学科建设办公室主任苏君阳教授用“三超五多”来描述学生学习负担过重的现状，即“超纲、超量、超时”和“资料多、考试多、竞赛多、补习多、作业多”。
造成学习负担过重的原因何在？
家长和学校都是非常爱孩子的，但面对现实又非常无奈。他们既爱孩子，又无限制地制造了孩子们的童年恐慌。不走出竞争性教育、应试教育的怪圈，很难彻底给孩子减负。
“前段时间，我收到了黑龙江牡丹江市某中学部分家长的来信，反映孩子学习负担过重。”翟博说，“减负关系到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关系到学生的全面发展，更关系到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但现在中小学生学习负担为什么这么重？原因到底在哪里？”
“学生过重的学习负担不只压在学生身上，更压在我们心上！”提及学生学习负担之重，马东宝显露出内心的无奈。
“有朋友说，只要高考指挥棒还在转，就别提减负，但是如果明天没有了高考，孩子们就能轻松吗？没有高考，还有研究生入学考试、公务员考试，还有各种各样的考试，这些考试会把压力一层一层向下传递。”马东宝说，“有人说教师是罪魁祸首，为什么要布置那么多作业，上那么多课，该放假不放假。当然，这里存在着教育的误区，部分教师错误地解读了付出、拼搏与成功的关系。可是，没有成绩，教师会丢掉饭碗；没有成绩，学校会在公众心目中失去位置。即使教师、学校减负了，孩子们就能减负吗？学而优则仕的观念、职业和地位的诱惑，这才是植根于社会的深层次原因。”
“家长和学校都是非常爱孩子的，但面对现实又非常无奈。他们既爱孩子，又无限制地制造了孩子们的童年恐慌。不走出竞争性教育、应试教育的怪圈，很难彻底给孩子减负。”洪明说。洪明认为，目前学校和家长增加学生负担的行为也有自己的苦衷。从学校方面看：升学率是衡量一个学校的重要指标。对学校而言，最现实的做法就是反复训练、增加负担、考试施压、相互竞争，获得大面积丰收；对于家庭而言，独生子女时代加剧了家长对子女成功的渴望和失败的担心，而升学（名校）又是公认的成功标志。在名校资源相对有限的情况下，现代家庭之间围绕升学产生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起跑越来越早，赛跑的距离越来越长，孩子的负担自然越来越重。
“关于中小学生学习负担过重的原因，尽管以考试成绩为导向的教育评价和人才选拔机制常常遭人诟病，但如果我们再深入一步，就会发现，支撑起现有教育评价和人才选拔机制的，是更为广泛，同时也更为深层的相对单一的人才观、成功观和评价观。”王葎说，“而以众多教育者和家长为代表的成人世界对这些价值观的趋之若鹜，起到了进一步推波助澜的作用。”
王葎的观点，让马东宝想到了自己的女儿。有一次带孩子去早市，天很冷，正好看见一个菜农拖了一大车菜，费劲地走进菜市场。他对孩子说：“你看，这些人生活多艰难啊！”其实，马东宝下半句想教育孩子，要更加努力之类。没想到，马上被孩子抢白了：“没准他很快乐呢！”那一刻，马东宝很震惊，他没想到孩子眼中对职业的理解就是生活的快乐。“对成人来说，如果自己的孩子是菜农、清洁工，能接受吗？如果有一天，我们把‘生活的快乐’作为职业的最高注解，我们的孩子也许就能轻松了。”马东宝说。
“因社会问题带给学校、教师、家长的升学率压力全部传递给了孩子，孩子的负担太重了。”梁威认为，目前减负面临的困境既有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也有中国人口众多带来的问题，还与社会评价的导向和教育教学质量的评价标准有关。
多年来减负效果为何不佳？
学业负担过重表面上是教师造成的，但实际上是学校升学考试制度、教育行政与学校评价制度以及家长非理性期待等多种因素综合影响而产生的。
早在1955年7月，教育部就发出建国以来第一个减负文件《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2004年教育部又发布《关于在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这是50多年来，教育部第六个减负文件。
“政策是一回事，执行中又是另一回事。”苏君阳说，减负效果不佳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客观地说，主因不在学校，但学校在这个过程中的确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洪明对于学校减负不力的说法，有切身体验。上世纪90年代，他在一所学校当教师。当时学校没有补课，没想到家长有意见，质疑：“旁边那所比你们好的学校都在补课，你们为什么不补？”最后校长承受不住压力，妥协了，安排教师补课。
“生存的压力迫使我们有时不得不给学生增负。”马东宝说，“生源在某种程度上，关系着学校生存的命运，要有好生源，学校就需要有好的升学率。”
“在强大的升学压力面前，学校自然处于一种博弈状态。”洪明借用经济学中的“囚徒困境”分析——假设有A、B两所处于竞争状态下的学校，在不考虑其他办学措施情况下，如果他们都不增加学生的学业负担，最终结果是该考上多少就是多少，学生和教师都很轻松。如果A校悄悄增负，B校没有增负，那么A校会大大提高升学率，声誉大增；而B校升学率会相对下降，声誉大减。如果两者都增负，那么在升学结果方面估计不会有多少改变，但学生和教师的负担大大增加。可见，大家都不补课是最佳的，但对于校长来说，为了避免被别的学校超过，理性（也是最佳）的选择只能是补课。家长的心态与处境与学校类似。
“学业负担过重表面上是教师造成的，但实际上是学校升学考试制度、教育行政与学校评价制度以及家长非理性期待等多种因素综合影响而产生的。在以升学率高低作为学校办学质量评价标准与择校依据的时代，许多学校、家长，甚至一些地方行政机构行为目的的定位错位，导致教师、家长乃至学生行为产生了一种无奈的顺从与追随，这样在其他选择策略不变的前提下，最后只能选择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给学习加码。这就是一种难以扼制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即如果一个人这么做，其他人也会随之这么做，最后导致大家都不得不这么做。”苏君阳说。
现有的评价体系是减负难落实的原因之一，这得到了不少专家的共鸣。
梁威经常和一些校长交流，有些学校校长每年最怕的就是中考、高考后区县开会。在总结会上，将会对不同排名的校长有不同待遇。众目睽睽之下，校长们如坐针毡。“教育的压力从大学传导到高中、初中、小学甚至到幼儿园，形成了一条无形的压力链。因此，在教育系统没有形成一个科学完善的评价体系之前，承载这个压力的最后对象就只能是学生。”梁威说。
“现在我们陷入了教师以升学率评价学生，校长用升学率评价教师，教育部门用升学率评价校长，政府部门用升学率评价教育部门，社会用升学率评价政府部门政绩的怪圈。”翟博说。
减负该从哪些方面入手？
政府要树立正确的教育观、教育发展观和教育价值观；学校要发挥主体作用，不要推诿，加强校本教研和培训，提高教育教学的有效性；家长也需要对人才观、教育观进行反思。加强实证研究和案例研究，用客观的、可靠的数据和事实来说明负担过重的危害和减轻负担的重要意义；抓紧研究那些减负工作做得好的成功案例，供各地、各校根据自己的情况参考借鉴。
“中国教育有问题，但并非全部是教育的问题。减负问题很复杂，不能把减负问题的解决过于简单化。”苏君阳说。
变革现有观念，建立正确的人才观。很多专家提出这是减负的关键。
“这段时间，媒体在炒作哪所学校培养的亿万富翁多。这传递了什么样的价值观？这无疑暗示着：不仅要上大学，还要上好大学。”梁威认为，要减负首先要树立正确的人才观，建立良好的社会评价环境；转变人才培养观念，树立全面发展、人人成才、多元成功等观念；鼓励个性发展，不拘一格培养人才。
马东宝提及了在网上看过的一则新闻，印象很深：德国杜塞尔多夫市的市长艾尔先生，每个周末做的最重要事情，就是为市民掏烟囱。因为清理烟囱又脏又累，所以烟囱工酬劳高，也受到市民的欢迎和尊重，而艾尔先生以前就是一位掏烟囱的工人。这在中国也许是一件听起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如果有一天，我们掏烟囱的工人也能当市长，烟囱工也能有高收入、能得到人们的尊重，我们为何不愿意孩子们快快乐乐、没有负担地成长呢？”马东宝问道。
建立多元化的教育评价体系也是落实减负必须要做的。
罗滨去美国考察时，发现美国一所学校也在培养杰出人才。这所学校只有2200多人，而选拔出来作为杰出人才培养的有1200多人。这个比例大大出乎罗滨的意料，她问：杰出人才的评定标准是什么？老师说：只要他自己认为是，我们觉得还行，那他就是杰出人才。“要减负，需要在方向上加以引导，政府部门用什么标准评价学校，学校用什么标准评价学生。这非常重要。”罗滨说。
“有的孩子乒乓球打得好，有的篮球打得好、钢琴弹得好，但如果老师们、家长们觉得这都无所谓，关键是要成绩好。长此以往，孩子们的信心没有了，个性被压抑了。”王葎说。梁威认为，在学校教育中，要建立科学、多样化的评价标准，不能仅以考试成绩作为衡量教师和学生的唯一标准。洪明建议，地方教育部门应消除“教育GDP”观念，尽力将升学与学校评比脱钩，或者将中高考社会化；学校内部也应尽力将学生的升学率与教师评价脱钩。
在具体落实层面，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这是专家们的共识。
石中英认为，减负工作，政府要发挥好主导作用。政府要树立正确的教育观、教育发展观和教育价值观，从提高民族素质的战略高度认识减负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切实把减轻中小学过重的学习负担作为新时期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的重点工作抓紧抓好，要对已经公布的减负政策加强宣传、落实、检查和督导。“一些地区或某些高中校升学率稍微低一点，政府部门的领导就要开会，撤局长、撤校长。这完全是错误的教育政绩观在作怪，弄得教育系统和广大中小学校长高度紧张，这根本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石中英说，“什么时候政府不按升学率把学校分成三六九等，不‘嫌贫爱富’，转而同等对待，强调学校的内涵发展，在工作中更加关心那些薄弱校及其校长，就为减负工作营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
在学校层面，石中英认为，学校要发挥主体作用，不要推诿，这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同。
“我们更应该关注减负之后，学校能为孩子做些什么。”王葎说，“减负不是‘一减了之’，减负实际上是为了实施全面发展教育、个性教育。减负之后的全面发展教育、个性教育、闲暇教育等任务更重，需要学校更加全面地设计和更加精心地实施。学校也要注意引导家长在孩子的全面发展、个性发展上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
苏君阳建议，转变学校内部评价理念与方式，不把学生考试成绩与升学率高低作为评价教师绩效的唯一标准；注重对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进行过程性与发展性评价，淡化结果性评价对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的影响。李永生认为，学校应发挥质量监测功能，真正引导教师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学生学习负担过重，也与教师的学科素养、教学能力有关。”石中英提出，有些教师每节课都拖堂，教学效果不好，无形中加重了学生的学习负担。学校应加强校本教研和培训，提高教育教学的有效性。”李永生也认为，教师要加强教与学的策略研究，遵循教学规律和学生认知规律，因材施教；要加强对学生的学习方法的具体指导，保护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鼓励学生独立思考、主动学习。同时，教师授课要由单纯的知识教育转变为知识与智慧并重的教育：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去读书、去思考、去实践、去锻炼，促进学生在发掘兴趣和潜能的基础上全面发展。
从学生的角度出发，丁正后认为，要减负，需要爱护和提升学生学习的兴趣，发挥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还要拓展学生的智力背景，即学生的知识积累和生活经验。丁正后建议，学校与教师在减少考试学科所用时间的同时，通过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来丰富学生的背景知识，以此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减负就会水到渠成。
石中英提出，每一位家长也需要对人才观、教育观进行反思。现在，一些家长在错误的舆论导向下，不顾孩子的兴趣爱好，盲目给孩子报了很多课外班，对孩子的学习求全责备，逐渐使得孩子对学习不感兴趣，对自己也没有信心，学习起来当然吃力。洪明认为，家长首先要转变成才、成功观念，保持对子女学习的合理期待，不要盲目攀比，重视以德育为核心的整体素质提升。其次，打破“好小学——好中学——好大学——好工作——好人生”的线性人生观，从小为孩子打下真正良好的健康、智力、情感、价值和人格基础。再其次，要加强与学校合作，将孩子的学业负担控制在合理区间。丁正后建议，应提升家长的减负意识，提升家长对学校教育改革的关注度以及相互间的影响力，让“减负、增效、提效”口号成为家校的共识和联合行动。
为了让减负成为各地和中小学校的自觉行动，石中英建议，应该加强实证研究和案例研究，用客观的、可靠的数据和事实来说明负担过重的危害和减轻负担的重要意义。应该抓紧研究那些减负工作做得好的成功案例，把他们创造的“轻负高质”的典型经验和做法归纳出来，条分缕析，阐明原理，供各地、各校根据自己的情况参考借鉴。“中小学生学习负担过重由来已久，原因复杂。减负工作有难度，但无须悲观，也不能拖延。知难不难，知难而进，就一定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路径和有效办法。”石中英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