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招生与宪法平等》新书发布会暨随迁子女“异地高考”研讨会纪要
时间：2011年3月19日14:30-18:00
地点：北京大学法学院陈明楼502室
主办方：北京大学法学院人大与议会研究中心
主持人：张千帆
参与人：学者、考生家长、媒体记者
张千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我们的课题“大学招生与宪法平等”已经阶段性地告一段落，今天想利用这个机会感谢大家对课题的支持和参与，也利用这个机会通过媒体来扩大影响。感谢中律原咨询公司以及张乐伦总裁对课题的支持，感谢美国华盛顿大学法学院对课题的支持。《大学招生与宪法平等》这本书是我们这个课题的阶段性成果，很多学者作了很详细的研究。这当中也有一些缺憾，其中之一是曲相霏当时起草的立法法案没能纳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以后我们再找一个适当的时间来讨论一下今后的招生与考试立法的修订。这个成果本身在我看来也有其他缺憾，主要是两方面的数据目前还没有弄到手：其一是每年大致有多少人受到歧视，目前我们还没有得到这个数据；其二是全国性的985大学的财政比例，大多数学校都不愿意或者不敢披露。我们需要说明，其实披露这个数据很可能是对招生录取方案有利的。其实教育部有个规定，高校应该主动披露其财政信息。我们现在也在利用教育部的，包括国务远的信息公开条例这些手段争取得到高校的这些数据，有个直观的印象。
大学招生体制另外引发了一个我们当时没有想的很透的问题，那就是异地高考。首先这个大学招生体制歧视了外地考生，当然一个很显然的问题是，随着现在异地交流，很多农民工在北京上海等地长期工作，但这些人没有户口，这些子女该怎么办，在当地高考还是回原籍高考，根据什么样的标准去录取他们，变成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高考在目前这种分省命题的情况下就决定了他们在哪中考，在哪接受高中教育。去年年底，以张建党为首的在北京长期工作的上万名家长联名上书教育部，要求在当地参加高考。我们今天也是利用这个机会来讨论一个附带的问题。
我们今天也有这个机会，请大家来就这个问题发表一些高见。下面请乐伦讲一讲。
张乐伦（中律原咨询公司总裁）：平等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在各个社会都是这样。在美国和英国也有类似的高考，但是在美国是由两个不同的私立公司来设置和实施，并经政府认可，也有一些名额和加分政策。
今天这本书是张老师以及其他学者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成果。我希望这个课题一定要继续下去。我相信随着社会和政府理念的改变、体制的改变，可以去做很多工作。中律原非常支持，还会继续做。
另外，我们尽量还是要跨学科，和一些教育专家一起探讨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是公益诉讼，请一些学生家长过来，我们也可以向他们提供法律援助。公益诉讼可以引发社会更广发的关注。
谢谢课题组的每个成员，教育方面的专家。我个人收获很大，谢谢大家这段时间的辛苦，我们也很愿意让大家将来更“辛苦”。感谢乔治华盛顿大学，尤其是郭丹青教授。
湛中乐（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按照法律规定，应该是公立学校有义务提供。但是就管理者来讲，很可能是求它。这对它来讲是一种特权。现在中国有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这个情况和没有法情况下对我们来说有很大改变，但是对管理者来说并没有太大的不同。所以信息公开，仅仅是看到所谓的法律规范，只是一个层面，这是文字上的东西。更多的是各个层面的法律的实施。这个距离差的很远了。
张千帆：我们这个成果只是阶段性地，有些没做完的事我们还会继续做。比如说立法草案我们有一个专家建议稿，今天主要是讨论书和异地高考的问题，就没有提出来。将来我们会继续研讨，同时也会通过人大去推动。我们的课题遇到一些问题，不仅是既得利益非常坚固，同时受歧视的利益高度分散，他们比较难以聚成一个团体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尤其是高考，自己在考试之前还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受歧视；考完之后反正已经考完了，一般也会被学校录取，让他们去出头露面很难。没有到生死存亡的关头，比如说乙肝歧视，一般很难站出来。当然我们继续努力应该是能够找到对象的。01年就发生过青岛起诉教育部的案件。从异地高考可以看出来，中国很多的运动是分阶段推动的。在我国不可能一蹴而就，路还要分多步走。
考生家长1：我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现在已经收集到一万八千多个签名了，在两会以前我们给很多代表进行了散发，在会上形成了热点问题。教育部长临时说“尽快解决”，但到现在也没有消息。我先说一下项目大致的进程。我们从去年四月份开始，大致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小升初，就是想给孩子解决义务教育阶段的问题。家长组合了两千多个签名，北京教委前后去了八次。可能教育部门没有意识到他们的“义务”，只注意到了北京孩子，没注意到对外地孩子的“义务”。现场争论非常激烈，我们一直坚持下来，最后总算出了一个比较平等的政策。教育部去年年底出了一个文件，废除对流动人口上学收取借读费。我认为这很有意思。在这以前可能教育部也没有意识到这是义务教育阶段。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表态，要解决随迁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的进步。
第二阶段从去年六月份，我也是这个时候加入到这个组织的，特别受感染。孩子小升初的时候特别愁，不让考，直接拿户口原件。我们不是没有，外地的没用。老师也觉得孩子特别可惜。我跟孩子打预防针，必须要做好考上了，但由于不是本地户口而上不了的准备。当时学校给打电话，意思是说录取了。后来我说不是北京户口，态度就一百八十度大转变，说不行。我说多给交赞助费，能不能解决。你交多少钱都不行，这个政策卡死了。我深有体会。
我们的主线是征集签名和每月一次的递交活动。我们当时制定了一年的计划，现在已经递交到第八个月了。我们以签名和递交为主体，争取人大代表和社会各界的关注，形成一股合力。我们递交了八次，头六次我都是亲身参与，总体来说有关部门都把资料给收了，但具体过程很不简单。通过正常渠道和政府部门打交道实在是太难了。
征集签名也是我们项目能不能正常进行的关键。一开始我们的签名方式是每个家长去批发市场，每人每天大概只能做四百个，速度很慢；后来通州一个家长作了两个大的开放：第一是把我们的条幅、展板给打出来了，很多外地人口一看，排着队的签；后来有关部门出面把这个给终止了，所有家长都被核查了；第二是背包签名，我背上一个我们字样的包，在网络上也感动了很多人。在我们家长的努力下，比我们原来的预计还是超出了很多。
另外是征求人大代表的帮助。在北京两会之前，我们有家长跟一个人大代表进行了沟通。他对我们比较支持，在他的努力下，有关提案有十三位有人大代表连署，已经立案了。我们的签名册得到了很多代表的正面回应。
媒体对我们提供了非常巨大的帮助。《新京报》一直在做，高考时候腾讯也推出了“家有考生”系列，也算是给我们的帮助。去年十一月，财经网以及后来《新京报》的大篇幅报道一度使我们这个群体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后来张千帆老师也发表了一些观点，对我们提供了大力支持。在这里我们向他们表示感谢，包括在座的媒体记者。
最后说一下现状。我们最近家长给教育部有关司局打电话，主要是询问后续情况。但没有明确的进一步的动作，甚至有些工作人员以“不知道”为由踢皮球，互相踢来踢去，最后就是没有人管。接电话的人极其不耐烦，我们很担心不了了之。我们要督促有关部门尽快付诸行动。
关于异地高考，我们的看法是，现在不是讨论异地高考可不可行的问题，而是如果不实行异地高考，将会形成巨大的人道和民生的问题。现在的这个问题很严重。理由有三：第一，流动人口在非户籍地的求学之路非常艰难。这三道关就相当于压在家长身上的三座大山。第二，照顾好自己的下一代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核心目的。第三，解决异地高考的问题很紧急很急迫。流动人口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尽快解决异地高考问题将是实现和谐社会最切实的体现。
张千帆：异地高考并不是所有的流动人口都面临的问题，因为很多就在本省流动，至少考的是一套卷子。有没有统计涉及跨省高考的学生数目？这个大概是一个什么概念？
文东茅（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院长）：你别管多少万，这个人口肯定是越来越多。但我想问问建党，你们现在注意的是参加考试，录取呢？实际上必须考虑后面的问题，现在是有三种方案，有一种方案是，在北京考，然后把分数折到山东或河南去，或者说把山东的名额匀一部分到北京来。
考生家长1：我有一个最基本的方案，你让我在北京考，不参加北京的录取，然后返回到山东去做一个评估，看可以上哪一类学校。那这样也可以录取嘛。
赵亮宏（教育部考试研究中心前主任）：不录取的话在异地考没有意义。
熊文钊（中央民族大学法律系教授）：我的想法是，这个问题要解决，必要性是没的说的，涉及教育平等的问题。异地高考确实是耗费学生，让学生来回折腾。但现在目前的模式就是分省考试，按计划录取名额的方式，造成了异地高考成为不可能。如果不从这个问题入手实际上是无解的。实际上另一个模式是研究生的考试，统一试卷，学生不需要到异地考试。把成绩分为几类，不同学校有不同成绩，学校招生自主权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实现。这也不存在不平等的问题。
文东茅：这就是第三种方案。
熊文钊：第三种方案。问题是现在高考的改革没一个往这个思路。现在改革搞的几个方式越走越偏。不要分配名额，这个思路要改，不要用计划经济的思维来左右高考。就是要统一试卷。统一试卷又能够节约资源，又能够掌握基础教育的一个基本标准，基础教育就是基础教育。另外一个把滥用行政权的加分取消掉，招生办有什么资格加分。这个分数是一个学术评价，政府可以给予行政指导，可以降低十分二十分录取。降低分数是学校招生自主权的体现，加分变成了行政权，虽然意思是一样的，但是实际上性质是不同的。这样降低分数的尺度由学校来掌握，由高到低，招满为止，这样的政策大家就觉得公平了。所有的加分全部都要去掉。
田飞龙：研究生招考模式的本科化实际上是存在一点问题的。本科教育在中国越来越具有一种普及教育的性质，而研究生教育仍然是一种选拔性的、精英性的教育。在这样一种模式下我认为如果把研究生招考模式简单的本科化而不加以一些修缮。这样会对农村孩子的教育有负面影响。恢复高考之后三十几年维持公平性的重要因素，是因为高考招生模式没有复试，这实际上是它和研究生教育很大的区别。没有复试，还有全国的分省指标控制，在全国农村和城市基础教育资源差距如此之大的情况下，高于理想化的一张卷，是更为理性的。
张千帆：现在也不是说没有复试，自主招生其实应该是一种复试，但它放在普通考试前面了。另外，各省的情况不一样，如果全国统一，像山东、江苏这些省考入北大的要比现在多得多；但是有些省可能会没有指标保障后就会下降。这两种论点都没有区分，都是把全国当成是统一的一盘棋，一是不能忽视某些边缘问题，可能会在全国统考中有些问题。
熊文钊：美国的大学招生，要有一定比例的少数族裔学生比例，不能少于5%。中国的少数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我们能不能按与这个相当的一个比例，不低于全国学生的8%来招收少数民族学生，然后政策指引可以降分录取，然后学校再按照这个政策指引来安排。
张千帆：我们所说的第三种方案并不是简单的全国统一放开，他其实是其中有些特殊照顾。总的来讲，我觉得我们这个方案比较简单，操作性也许更强一点。
文东茅：我们的方案当时是保守一点，说先把名额分配更匀一点。我也知道这个有问题，因为名额本身就没有合理的依据。但是我想说这么几点意思。第一，高校的问题绝对不止考试问题，它和招生更密切。统一考试同样还存在招的问题。不管是面试还是笔试，西部地区是要差很多的。这个有很多数据支持。我们提出的方案还是要配额。问题确实是非常复杂。第二，我们一直在讲宪法平等，最核心的是平等，究竟是什么意义上的平等。
熊文钊：其实是程序意义上的平等，就是机会均等。
文东茅：法学界有不同的观点。法学界讲最后实际上我们要的是实质上的平等，要的是结果平等。你是考能力还是考素质，考面试还是考笔试，差别很大的。
熊文钊：我觉得你这个有点误区。在现在的学术竞争中，不是说农村来的人就竞争不过教育资源好的人，不是那么回事。
文东茅：你的理想很好，但你要看统计数据，不要看个案。历年的数据，农村孩子比城市孩子要低很多。父母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孩子的高考分数高两分。这是全国统计数据平均出来的。
考生家长1：它有一个环境问题。农村的教育环境非常差。如果给他一个同样的环境，那农村的孩子我相信也不比城市的差。
文东茅：农村资源问题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现在我们是讲要最后的公平还是要程序上的公平，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是经费，谁给多少经费谁给多少名额，这个思路是一个经济上的平等观念。这个思路不对。刚才建党那个思路，我纳了税，我就要有资格，这个思路是有问题的。
张千帆：他并不是说我交了多少税我应该怎么样。他只是说，我并没有跟北京市民有什么两样，你北京市民有权利能上北大，他们也应该可以。
文东茅：我承认这个观点。我们讲平等的逻辑起点不一样。是经费上的平等，还是考分的平等。经费平等我觉得值得思考。上海说985经费有一半是上海出的，我名正言顺可以招一半的上海人，这是不对的。这就是市场逻辑观点。第三个是考试机会公平。但如果不和结果结合起来就没有实质性的意义。最后一个是人群中获取教育的比例基本一致，这又是一种思路。还有一个是身份的公平，有户籍和没户籍是两种人。这就涉及法律的基本东西，同等人同等对待，但按什么意义上是同等人，没办法解决。我有一个想法，全国的央属高校必须参加统一考试，按照分数来，不考虑地区；地区高校参加地区考试。学生可以参加两种考试。我觉得可以探讨一下。
熊文钊：其实这个考试不是考试，是给学校录取提供一个门槛。你愿意采用我这个统一考试作为招生的标准你就采用。
文东茅：不从法学的角度考虑，从教育学的角度考虑，需要有两层考试。现在的高考是一种达标性考试，只能按大纲来考，考不出难度和区分度，主要是考熟练程度和准确率。所以有人提出要搞研究型大学和一般本科分开考试，现在高职已经分开了。
张千帆：这恐怕世界上没有先例。
文东茅：但这个方案实践起来也比较困难。
曲相霏（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副研究员）：我想说几点。第一是股份制与经济。我们的观点是，部属大学不能按照它的经济来源招生。
张千帆：但是它还是作为一个因素要考虑。因为部属大学和地方大学的划分是很任意的。
曲相霏：我还是坚持我原来的立场，央属大学按照它的性质不能按照地方政府给它的财政投入来招生。地方院校可以。第二，为什么教育部不愿意接受异地高考的请求，可能就是因为它确实是和后面的高校招生分不开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拿出一个方案来，就是怎么招生。其实它关键就在于配额的问题。我看的资料，教育是不能改变人的智商的，它只能使人知识增加。现在的高考考试制度设计是有问题的。如果制度设计的好，也许它能够把高等教育资源给智商高的人。
文东茅：现在有两种解决方案。第一是全国统一考试脱离教材，只靠学术潜力；第二是不同高校自己定各科的权重。
曲相霏：我最后再说两点。第一点，现在家长提出并有这么多人签名，是非常好的解决高考招生问题的一个突破口，宪法平等的推动确实需要我们社会的中产阶级。第二点，我对“异地高考”这个名词有点意见。或者说是“经常居住地高考”，或者说是“学籍地高考”，这就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袁部长的说法是，让在北京完整接受义务教育的人能够在北京参加高考。什么叫完整接受教育？
是不是异地高考其实并不是最关键的，其实关键的是名额怎么样分配。
田飞龙：有一部分人的观点是名额要完全取消，在任何问题上都不能使用。但实际上这些方案可能解决了地区平等的问题，但是会带来城乡平等的问题。在城乡平等的问题上，指标是不是还没有任何意义，这也是要思考的。
学生家长2：我本来想旁听，但是我发现我们需要阐释一下整个团队的立场。刚才那边二十多个家长开会，就是在讨论刚才大家讨论的问题，讨论方案，现在过来听听大家的建议。我把基本思路给大家阐释一下。第一，基本原则：我们在这里工作、生活、纳税，北京市政府就有义务为我们的孩子提供教育；第二，不是说一来就要享受这样的权利，各国都有标准。考虑到中国的特殊情况，地区差异太大，我们设定一个标准，比如说五年。当然考虑到教育在各地区巨大的差异，我们设置的第二个标准是学籍，我们认为也是五年，就是双五年。这个五年也不是白来的，因为北京最近出台一个买房有关的规定，也是五年。接下来是一些细节的问题，比如说怎么科学证明你在这里居住五年。但是这样一个方案带来两大争议：第一，有人会说，北京的教育资源是不足的；第二是人口，人口怎么办。北京市民可能也会提出反对意见，我在这里买了房子我才能享受教育资源，你只是在这里租了房子就能享受，这不公平。这确实不公平，牵涉到我要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教育的不均衡问题。我们也提到，所有公立学校应该一律平等。不仅是硬件设施，而且教师应该定期流动，这样本地原住民之间就不会因为择校而打破头；少数特别好的学校可以私立化，可以贵族化。这是一个附带的方案。另外一个附带的方案也就是刚刚大家讨论的，就是高招的问题。如果高招问题不解决，特权继续保留的话，肯定还会有人因为教育而移民。我们认为，高招的问题应该有一个基础的方案，按照报名人数大体平等的招生比例，各省还是分省指标，百分之几考上什么学校。因为中西部差距实在太大了。然后再解决城乡差异的问题。我认为城乡差异的问题是各省自己的问题，当然中央也可以有一个指导和监督。民族问题我认为是伪问题，美国的民族问题是历史形成的，所以它要反向歧视，但是中国有吗？中国有过歧视少数民族的历史吗？中国有地区性差异，不存在民族性差异。
熊文钊：这个你说的不对。比如司法考试它不会专门设置一个维语的司法考试。它的语言跟你不一样。
考生家长2：我还要补充一点。我认为分省指标跟高考自主招生不矛盾。人的智商大体上是均衡分布的，教育水平再落后的地方，按比例抽出一些人他将来的前途发展差不太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将来的大学招生也应该是各地按照人口比例来招，招出来的一定是最优秀的。
熊文钊：我国的省实际上相当于西方的国家。如果按照省来的话，实际上前面的还是大城市的学生，农村里的不行。这样还是没有解决城乡差异问题。
考生家长2：我最后总结一句。我刚才讲的是一个整体的素质方案，这里面有两个附带方案，一个是均衡的问题，一个是高招推进的问题。刚才我讲的这个一揽子方案我们本月会提交，特别希望听听大家的意见。
文东茅：义务教育均衡化问题很复杂，我觉得你这里走得太远了。但是我觉得很核心的还是这个，招在哪招。就是你现在是说可以在这里考，居住满五年，这个他也许可以答应。
考生家长2：必然在居住地招。
文东茅：那就占北京的名额。那这样的话应该给北京的名额多一些，因为考的人多嘛。这样还是按照人口比例来配额。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不合理的。我觉得配额没有特别多的法律依据，按什么来配额，按民族还是按城乡，是不一样的。我们的想法是两条，第一，基本上按人口比例来配额，这样就不存在大量人口涌向北京的问题；第二，允许属地优惠，因为属地存在经济建设、股份制这些东西，有一定的配额，但很复杂。我一直在探讨背后的逻辑起点、法律依据。
熊文钊：我认为如果完全实现了高校的自主招生，配额就不需要了。政法大学2006年曾经试过按各省人口比例招生，但后来不了了之了。
张千帆：现在还在做，做的不错。我们请政法大学的田博士讲讲。
田夫：我们后来也遇到了一些阻力，没有完全按照2006年的方案来执行，打了一定的折扣。我今天就是来学习的。我博士后的题目是转型期农民工政治，今天我看到随迁子女异地高考的议题，我和有兴趣和我的博士后题目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熊伟（北京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研究所主任）：我简单发表几点看法。今天大家谈了很多，最基本的是应该拿出一个系统的、谨慎的方案。大家实际上是对一些重点高校，比如清华北大中科大等等的招生名额分配不平等提出了质疑，这样一个比较短期的解决方案就是说全国性重点高等院校，80%的招生名额按照各省参加高考的人数分配，20%名额自己招生、考试。刚才张老师谈到，在居住地参加考试和招生，可靠性比较差，这就是为什么做出了这么多努力，但回应比较差。比如说我是捡破烂的，在101中学附近租了个房子，实际上家不在北京，那么我能不能就近在101中学上学，然后在北京参加高考。另外还有一点，地方高校招生应该放权，我不愿意上北大清华我就愿意上地方高校。
熊文钊：受教育跟受大学教育不是一个概念。宪法保护的是教育权的平等，不是保护他上北京大学的教育权的平等。只有采取统一考试，异地高考才有可能。
熊伟：地方高校的改革的确应该进一步加大。还有一点，造成矛盾很大的，像河南、山东等省，考生人数很多，但高校数量很少，国家可以加大投入，增加高校资源。
熊文钊：你说的这个教育资源均衡化的问题可能要二十年都不会实现。我们现在讨论的是现在可以实现的问题。
熊伟：它有一个高校为当地经济服务的问题。考到北京的学生当然愿意留在北京。这个是可以实现的，如果国家把教育资源放开，这个可以很快的解决一些问题。另外，国家应该加大对落后地区基础教育的投入，可能三到五年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熊文钊：三年五年能解决的了吗？光海淀区教育资源就很不均衡了。
考生家长3：我严重反对这位老师的意见，招生配额问题。比如说我在北京生活了十年，老家在河南，如果把河南的配额配给北京的话，我自己良心上感觉到对不起父老乡亲。我就一个户口在河南，除此之外，所有的纳税、消费都在北京啊。如果这个问题要考虑太复杂，最后是无解的。只需要北京政府界定一下需要在北京生活满几年就可以了，我的孩子其实跟河南没有什么关联了。学校要搞一个体育比赛，对不起你的孩子没有北京户口无法参赛，这还谈什么高考不高考的问题啊。
考生家长4：孩子各方面都很优秀，就因为你不是北京户籍，就不能评三好学生。这个是非常严重的。这就是不公平。
考生家长3：海淀区体育管理中心关于春季运动会的一个规定中说，非户籍学生是不能参加的。
张千帆：这个可以起诉他们。
考生家长3：我阐述我个人的观点。应该形成常住地高考的机制，这无非是市政府的一个界定。
张千帆：今天我们把这两个问题放在一起讨论，不是没有道理的。首先是随迁子女在居住地高考，这个诉求我们所有人都认可，只是两种方案的选择问题，我个人觉得应该选择第二种方案，你们不仅应该在当地高考，而且应当按照当地的标准录取。也就是完全按照北京市民的待遇给你们。比如说北京市政府划一个标准，不管是几年，只要满足这个标准，就按照北京市民的标准对待。在目前的情况下可能马上能做到的就是这个。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可能会导致很严重的问题。首先一个后果是高考移民。它是建立在户籍歧视的基础之上。这两个问题是相辅相成的。你们在前面推动，推动之后造成的问题我们在后面再想办法解决。
考生家长3：我个人的建议是，能不能先在北京做一个试点，突破一下，实行常住地高考。
湛中乐：我想谈几点看法。第一，高考问题确实与现在的研究生考试相比，有自己的特点，但这些特点只有身临其境才会有切肤之痛。只要提供了机会，任何孩子都会有很大的发展的。高考问题很多涉及法律问题，但高考配额问题、面临教育行政机关的时候，它很多时候又是个公共政策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有不同的视角。一个是宪法、法律的平等观视角，一个是公共政策的视角。怎么能找到切合点。应该多视角关注高考移民、配额问题，否则很难找到共同点，不在一个平台上。第二，这个问题的彻底解决，我觉得还是要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一块努力。如果说能在很多方面松绑，既有全国性的统一考试，在此基础上又有各校统一制作试卷，这个问题可能就好解决一些。这不叫放权，政府要相信学校。这涉及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的管制与大学招生自主权的充分行使，需要处理好这个关系。第三，我们现在讨论方案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一般而言，我觉得比较理想一点的是第三种方案，如果还是要分省配额，省里面分市、县也要配额，现在很多省的名额被省会所在地的市占据，这是一样的问题，只是没有关注和放大罢了。其实更多的问题在这里。未来最理想的方式，我觉得是废除配额制，当然这需要勇气，配额制在法律上确实存在依据，所以必要性是没问题的。但可行性，很多决策者不是不操心，但总是在可行性上做文章，认为这是倒退。这些问题要慢慢的形成一些个案，可行性还是需要决策者的勇气，从上到下。第四，我觉得高考中的不平等问题太多了，这需要若干个个案形成以后，以公益诉讼的形式把这些问题挑至法律层面，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网民来讨论。实际上决策者如果有大家各方面的呼应，也愿意迈出这一步。
未来大学招生应该形成双向选择，一方面大学招生不是为分数是从，也可以找一些特长生，但程序要公平；另一方面，成绩好的学生不一定要选择最好的大学，他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
户籍制度本身没有问题，但户籍制度捆绑的那些问题严重违反了宪法和法律的平等。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觉得，改革要迈大步伐，很多技术层面弄得太大，人为造成人口迁移。即便没有人口配额，高考移民一定会存在，只是没有现在这么严重而已。配额一定要取消。
张乐伦：我非常赞同你的观点。但我有个很实际的问题：除了社会上的呼吁和我们的理念外，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利益问题。决策者是否有利益关系？
湛中乐：对于这个问题，除了学者的关注外，决策层也是关心的，但真正关心的是家长们。决策者说实在的，最好是求稳。
文东茅：我还想说我的想法。我们要解决问题，不能一口成个胖子，首先我们要实现在常住地考试，但不能在常住地招生、占名额，这个问题又是另一步。如果能在北京考试，但会老家招生，让步会小很多。这里面技术问题其实简单。在北京考试占人群中的比例，算出在老家相当于多少分，折算过来，不影响你上好大学。也不要五年六年，只要你到北京，就可以在北京考试。第一步只能这么做。这是我的建议。
熊伟：现在的配额是按照省来陪的，这是违宪的。但如果能够按照参加高考的人数配额，而不是按照地区人数配额。
文东茅：这个是不现实的。一个是属地无法解决，如果不给土地比例，北京26所央属高校都按照北京比例的话，北京招不了几个人；二是西藏、甘肃、宁夏这些省，它的比例远远高于1，一下降低的话会引起民族问题。
熊伟：后面这个问题，对于边远省份肯定要倾斜。第一个问题，如果要改革肯定会降低招收北京学生的数量。
熊文钊：东茅讲的方法，如果不解决配额问题，没有意义。我把在北京考的分不经过折算直接带回去，可能连重点线都达不上。各省的分数线是不一样的。
赵亮宏：如果让流动人口子女在居住地考试，仅仅是考试，而不涉及录取的话，这完全是个简单的问题，不是现在要考虑的。这个问题很早之前就有一条政策，非本地户籍的，有三个限制：因公集体长期在省外工作的人，可以借考，不参加它的录取。但是根本的问题就是录取。我在北京录取可以上北大，不在北京录取的话可能只能上一个地方院校。配额的问题不光是涉及到这这个省、市招多少人的问题，还涉及到一些专业，分高校、分专业的招生问题。这个计划有时候，从招生部门和学校来讲可以稍微放宽一点，可以调剂，但社会上往往不许招生部门调剂。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看法。刚才张老师讲的问题我理解是说，对于高校建设的投资渠道，地方院校没有这个问题。部属院校原则上应该由中央财政支持，全部的纳税人来建设学校，因此全国范围内应该有一个公平的招生标准。我们现在讲的高考公平不是讲考试这个具体的公平，考试的公平就是反对作弊。至于出题的水平，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当然也涉及公平的问题，比如城乡公平，但这个相对来讲比较容易解决，而且多数是技术问题。关键的还是现在的录取过程中的不公平。如果往深层次讲，还有一个教育资源的问题，实际上反映了教育资源的不平等问题。有些地方高中教育都还没有全部普及。
所以我觉得，第一这个问题非常复杂；第二高等教育的公平问题很严峻。这个制度走到现在，确实有很多涉及到受教育权、公平的问题，需要更上一个台阶。
王永梅（中律原咨询公司项目官员）：我同意赵老刚才的一个观点，高考招生问题确实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包括地方和中央的财政，包括了教育资源，甚至可能还包括我们要招一个什么样的人，是智商高的人，还是在学习中刻苦努力谨慎细致的人。我听到的故事是说，由于社会指标的问题，很多大学毕业生找工作还不如高级技工，很多农村孩子放弃了升高中，只想进职高。部属高校现在农村孩子比例越来越少，可能不仅仅是歧视问题，它还包括了一个很复杂的经济指导性的问题。但是是不是面对复杂的问题就不去解决，可能是教育学家和法学家最明显的区别。究竟是指标还是一张卷子统一招，文院长和赵老的态度都是说采取政府可以接受的态度一步一步来，但是从我们课题的角度，也是法学家的角度，我们考虑的是宪法给予我们的平等的权利。既然我们有这个平等的权利，我们就应该争取他们在程序上能够获得这个权利。在政府行政干预分配指标的情况下，要考虑的因素太多。只要分配比例，很难权衡各种方面的因素，所以才会有熊老师提出的一张卷子的解决方案。法律只能解决机会平等。在机会平等尚未完全解决的情况下，如何实现结果平等，还需要后续的项目不断跟进，也需要在座的各位包括家长们不断努力。
文东茅：我的一点评论。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教育问题，还是法律问题，还是经济问题，还是政策问题。每个学科的人可以按照每个学科的思路来研究。
田飞龙：法学是一个权利思维，确定的是一个理想目标；而教育是一个政策思维，确定的是一个可行性的路径选择。我觉得还是要结合起来，因为问题本身来自于社会。既要有权利意识，也要有政策思维，一定要结合。第二，我们现在关注平等问题是一个点的关注，但实际上还有其他的问题，如城乡平等问题，还有就业平等问题，这可能也是中律原需要关注的。从基础教育阶段，到大学招生，到就业阶段，气要通起来，这样我们在做法律设计或政策思考的时候才不会太偏颇，为了一个单一的点的平等而完全忘记了政策的重要性。
牟效波：一个是赵老师刚才提到，有北京户籍的人可能反对，但是这个可能不一定是一个障碍，因为决策者在决策时不一定听北京人的意见；其次，我们的问题就是户籍制度严重不合理，已经不能成为其它事物的绝对的依据了，所以我们需要找到另外一个依据，居住地也好，学籍也好，但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就是高考移民。但是来北京的高考移民用不用去防止，你的资源太多为什么不让别人分一杯羹，大不了防止明显的高考移民就行了。我觉得防止高考移民也不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总之还是要搞出一个识别高考移民的标准。
熊文钊：只要高考统一了，就没有高考移民，在哪都是一样，哪方面就在哪上学。
张千帆：谢谢大家，也谢谢今天来的各位记者。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