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长江教育研究院组织编写，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周洪宇主编的2010年度《中国 教育黄皮书》于10月9日在武汉正式发布。这是我国首部教育黄皮书，国内10多名知名学者参与编写，由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旗下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当前中国教育正处于重大历史时刻，我们编写中国教育黄皮书是为了推动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并在这一进程中发出中部声音。”周洪宇日前接受本报专访时说，长江教育研究院始终坚持“民间的立场、建设的态度、专业的视野”。
谈高招
长江商报：许多专家学者指出，有统计显示北大等重点大学近年来来自农村的考生越来越少，你怎么看？这一定程度上带来的教育不公，是否与现行的招考制度有关，如何改变这一现象？
周洪宇：我们首先要承认一点，自高校扩招以来，农村孩子上大学的机会更多了。因此，从这一点来说，教育公平得到更多实现。但我们也要承认，在重点高校的农村学生比例并不理想。但实际上，这与优质高中更多是身在城市有关。
长江商报：有人认为，自主招生成为城市学生进入高校的捷径，但农村孩子却很难凭这一条件进入大学。
周洪宇：自主招生的本意是发现人才，理论上是农村、城市孩子都有机会。我们不能看到城市孩子比较多就否定其公平性，如果这样，许多事情都无法办。
教育的公平性不能随意否定
谈独立学院
“它不是正常胎儿，是个怪胎”
长江商报：关于独立学院的争议，从设立至今未停止过，它未来的出路在哪里？
周洪宇：它是历史的产物，但从研究角度出发，它不是一个正常的胎儿，而是一个怪胎。我们承认，它确实为许多学生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但我们更应该看重的，是它能带来的教育效果。
长江商报：高考报名人数逐渐减少，上财院等独立学院已经倒闭，有人认为，独立学院倒闭的会越来越多，甚至会大规模倒闭。
周洪宇：这几年，全国高考人数在逐年下降，但根据我们判断，5年后高考报名人数会趋于稳定。但对一些办学质量不高、办学信誉不好、办学条件差的学院，会产生危机。当然只是这个群体中的少数出现危机。
需要说明的是，独立学院问题不会像外界想像的那么可怕，现在政府非常重视教育，会有一些出路。有的独立学院可以进行合并重组，有的就算办不下去，教育资源也不会闲置。
谈学前教育
“推进学前教育免费还不是时候”
长江商报：上幼儿园难、贵等现象倍受关注，您怎么看？
周洪宇：学前教育面临五大问题：一是学前教育体制不完善。目前，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教育部门一般只委派基础教育部门的1名行政干部兼管学前教育，兼管力量不足，使得民办学前教育市场基本上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同时也存在“多头管理，责权不清”的状况。其次是我国学前教育投入不足。我国学前教育现在支出占GDP的比例水平为0.06%，低于巴西、印度、墨西哥等发展中人口大国。此外，还存在幼儿教师生存情况整体不佳，农村学前教育基础薄弱，民办学前教育市场急需规范等问题。
长江商报：您率先提出的免费义务教育已经变为现实，让几亿学生受惠。学前教育免费或者纳入义务教育范畴是否可行？
周洪宇：我认为，目前在中国全面推进学前教育甚至高中教育免费尚不是时候。对于具备条件的地区，我们应该鼓励他们发展免费的学前教育与高中教育。
长江商报：为什么这么说？
周洪宇：教育是否免费，我们首先要看其属性，如果是纯公共产品，免费是必然，这是政府的责任，目前已经实现小学与初中全免费。
其次要取决于教育自身发展的程度，小学与初中本身已普及，但学前教育与高中却不是。它们还是半公共产品，而半公共产品有竞争性与排他性，如果实行全免费，许多人都无法进入公办幼儿园与高中就读，这样会造成新的不公平。如果要免费，公立学校要达到60%以上，但我们现在公办幼儿园明显达不到。
谈留守儿童
他们是弱势群体，不是问题群体
长江商报：规模庞大的农村留守儿童群体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随着留守儿童的增加，许多人担心带来相关社会危机，您怎么看？
周洪宇：《中国教育黄皮书》的课题组成员雷万鹏、杨帆等学者，曾在湖北、河南、安徽、河北、四川等地进行调查，并进行了深入研究。
根据调查判断，留守儿童与学习处于正常状态。调查数据显示，约1.6%的留守儿童“经常迟到”，10.7%的留守儿童“偶尔迟到”。对于非留守儿童来说，上述比例分别为1.3%和15.1%。两者数据相差不大，但留守儿童孤独感强烈，受欺负的比例较高，调查表明约21.3%的留守儿童经常受人欺负。
长江商报：对许多农村孩子来说，要么留守，要么随父母进城成为农民工子女。从这来看，留守儿童似乎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周洪宇：留守儿童问题是中国社会发展独特矛盾在现阶段的反映，农村人口流动只是激化这一矛盾。留守儿童问题不应仅仅被理解为教育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它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解决这一问题，不能仅依靠教育系统内部。
有媒体的报道形容留守儿童“自闭自卑”等。我们认为，同情留守儿童值得推崇，但过度的情感宣泄可能扭曲事实。我们首先要承认，留守儿童是“弱势群体”，但并不是“问题群体”或“问题儿童”。
谈《中国教育黄皮书》
这本书是为了发出中部的声音
长江商报：《中国教育黄皮书》之《2010年：大力推进教育改革》日前在汉发布，您是该书主编，为什么要编写这本书？
周洪宇：我们是为了推动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发出中部的声音。同时这也是我们长江教育研究院年度工作安排。
为什么要发出我们的声音？当今中国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教育发展与改革的任务空前繁重。教育工作者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也就是说，在历史进程中我们不能缺位，这是教育学者必须承担的责任，也是教育学者的历史责任感与使命感。
其次，我们认为，教育改革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不是用简单办法或态度可以解决的，不可能有一把万能钥匙一下子就能解决所有的教育问题，必须对中国国情、教育现状有充分的认识与了解，根据实际需要，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逐步解决。我们不愿做一个“浪漫的理想主义者”，而要做一个“务实的理想主义者”。
长江商报：我们看到本书作者不仅有武汉的，还有来自北京、上海的专家。
周洪宇：是的，该书虽由我主编，但是是众多专家智慧的结晶。专家队伍中有湖北省教育厅副厅长黄俭，湖北省教科所研究员叶平，武汉大学教授程斯辉，华中师范大学教授董泽芳、雷万鹏、申国昌，湖北大学教授明庆华等人，也有中国教育报副总编翟博、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所研究员姜大源，还有上海教科院民办教育研究所研究员谢锡美、何金辉等人，他们都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
谈长江教育研究院
会坚持每年出一本黄皮书
长江商报：您一直强调长江教育研究院始终坚持“民间的立场、建设的态度、专业的视野”，如何理解？
周洪宇：所谓“民间的立场”，是指以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而不是以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为对待处理问题的出发点；所谓“建设的态度”，是指以合作的姿态、合适的方式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与措施，而不是以对立、生硬的方式解决问题；所谓“专业的视野”，是指分析问题或提出对策，都要以专业的知识与理论为背景，以深入调查研究得来的大量的事实和资料为依据，而不是凭空虚构，乱开药方。
此外，我们之所以叫黄皮书，也与我们的理念有关。皮书按照颜色一般分为黄皮书、蓝皮书、绿皮书和白皮书，黄皮书与蓝皮书一般体现民间的立场与观点，白皮书主要体现官方的观点，而绿皮书则介于两者之间。
长江商报：这么说，长江教育研究院是为弱势群体代言而非利益集团，有哪些成果？
周洪宇：应该说，研究院成立后取得了一系列成果。2009年就《规划纲要》提出了10条建议，我们欣喜地看到，其中许多建议已被《规划纲要》吸收进去。特别是关于教育改革的价值取向、教师队伍建设、教育决策制度建设等方面。
我们2009年分析并提出未来教育改革要从各地实际情况进行试验，这与目前教育部相关取向一致，比如湖北承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等三个国家改革实验项目，而山东等地承担的又是其他任务。
长江商报：这是长江教育研究院首次编写教育黄皮书，是否会持续下去？
周洪宇：我们会一直坚持下去，每年一本。2011年度教育黄皮书主题已经初定为教师队伍建设问题，目前正在筹备中。
谈义务教育
择校问题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
长江商报：谈到基础教育，不得不谈择校问题。
周洪宇：《中国黄教育皮书》的专家团队成员之一——翟博研究员，在书中对基础教育均衡发展问题有系统的研究。中央和地方政府教育主管部门以及一些知名学校采取了系列措施，清理整顿“改制学校”。同时加大对薄弱学校的资金投入，改善其办学条件，这些都促进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然而，义务教育领域的择校现象并未得到缓解。
我们认为，择校问题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了。择校问题说到底是优势资源稀缺导致的，我们要看到各级各类重点学校强化了学校之间对升学率的片面追求，恶化了义务教育的办学氛围，可以说，重点学校对我国愈演愈烈的应试教育风气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利于素质教育推行。
长江商报：择校看来还是一个优势教育资源缺乏的问题。
周洪宇：公众择校其实就是对优质教师的选择。校际之间师资力量不均衡是产生择校的重要原因，而择校又使强者越强，弱者越弱，如此恶性循环。此外，高昂的择校费所产生的经济利益使得学校与教育行政部门结成利益共同体，最终使得校际之间资源的分布更加不均衡。而对优势教育资源的享有也成了不同利益博弈教育特权的象征，这不能不说是义务教育发展的悲哀。
长江商报：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周洪宇：只有实施中小学优秀教师流动，实现优质资源共享，才能突破教育资源均衡“瓶颈”。让教师流动起来，从学校人变为社会人也是教育均衡发展的需要。湖北省教育厅陈安丽厅长多年来致力于农村教师素质提高计划，实践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教育改革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不是用简单办法或态度可以解决的，不可能有一把万能钥匙一下子就能解决所有的教育问题，必须对中国国情、教育现状有充分的认识与了解，根据实际需要，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逐步解决。我们不愿做一个“浪漫的理想主义者”，而要做一个“务实的理想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