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六一儿童节的前一天，报载一位来自海口的9岁孩子在作文中造出了这样一句魔鬼词句：“如果我有一颗炸弹，就会炸平我的学校；如果我有一把刀，就会杀死我的妈妈”。同一天，来自河北三河八中的初二学生也给新京报写信，倾诉自己在学校和家长面前负担过重，而变得不快乐，不轻松，不自由。
孩子的不快乐一方面是成长期和社会转型期的心理作用，而更多的不快乐、不轻松、不自由，来自于大人们的焦虑，且这种焦虑情绪正在通过传媒、学校、家长等向孩子们传播和蔓延。
首先是公共焦虑情绪正在演变为一种社会暴戾病，影响和左右着孩子们的判断能力和参照物。如一些官员腐败现象、权力崇尚意识，让孩子们过早地接触到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公，让孩子们认为他们身边不仅很黄、很暴力，而且很黑、很龌龊。
而肆虐的公共暴戾情绪，更是让孩子们在一片谩骂声中产生了“仇亲”、“仇师”的愤怒。如近来出现的中国政法大学“弑师案”和罗彩霞顶替门事件，都让孩子们对“曲直教育”产生了怀疑。这些负面和消极影响，很大程度上扭曲了课本、课堂上的知识尺度。什么是社会上值得提倡的道德基准？什么是法律上允许的发挥空间？无论从常识和逻辑，都让孩子们感到迷失。一些缺少常识过滤的失态情绪，让孩子们变成了课本教条上的“巨人”，社会认知上的“矮子”。
其次是一些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现象，也演变为另一种抵触情绪。如陕西铜川的“官家学校”现象，四川某学校的巨额“谢师红包”现象，都让孩子们过早意识到特权的作用。而教师的兼职行为，实际上也在“第二课堂”里明目张胆地表达了一种师德的颓废。学校拜金主义的蔓延，自然也形成了孩子们的另一种焦虑情绪。
最后是家庭，这本该是孩子们的心灵港湾，但因金融危机的持续影响，不少家庭受就业、物价等冲击，进而出现了监护人对抚养孩子的牢骚和埋怨。在这样的情绪下，自然就产生了更多的家庭暴戾语言，同样也增加了孩子们的不快乐情绪。
转型期的中国正在接受着公共压力的挑战和考验，在这样的焦虑期和矛盾交汇期。孩子们更像一个迷途的羔羊。因此，我们切不可不关注孩子的心理变化。因为一个进步的社会，同样应该是一个能够控制住公共情绪的社会，从而让孩子们的焦虑值降到最低。这同样是一种需要关注的“公共安全”。
今天，我们庆祝六一儿童节，不单是给孩子买一束鲜花，买一个玩具；不计较他们的成绩，不私自翻阅他们的短信，而是应该在全社会建立一个温和、宽舒的公共情绪环境，让孩子们在健全的人格社会里享受安全感，而不是让那些孩子在公共暴戾的情绪面前，失去了对社会价值观的判断。只有那些“天使词语”多了，我们的社会才能消灭“魔鬼词语”，使孩子们在快乐的社会基因下变得更加自信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