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高入学率伴生高辍学率现象，折射教育公平问题

发布时间：2006-03-28  来源：hyzx

2006“两会”召开之前一周，2月27日、28日，教育部、国务院新闻办曾连续举行了两场教育新闻发布会。 “因为是在风口浪尖上，”2月27日的发布会上，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对与会记者表示，“我在出席这场新闻发布会的时候，有的同事甚至说这场新闻发布会不去吧！我不这么认为，我倒认为我们社会各界，特别是媒体，应该以积极、科学、建设性的态度，来对待中国教育和改革发展事业，而不是以消极、迷信、破坏来看待教育改革。” 一周之后的全国“两会”上，教育果然再次成为代表、委员热议的焦点，争论中甚至有人拍了桌子。 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认为，围绕着因教育而引发的各种交锋和争论，事实上反映了中国转轨时期不同利益群体的不同诉求。当前利益格局的多元化和市场机制的介入使得中国教育的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教育发展的规模、速度、质量和效益也有了极大的改观，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教育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争论，这并不奇怪。 ■悬念1：是“教育不公”，还是对“教育”不公？ “一味强调‘教育不公’，实际上是对教育的不公平。”全国人大代表、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史宁中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史宁中认为，对中国这样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中国的教育一直是在国家财政投入不足的状态下高速发展，2005年中国初中覆盖率和毛入学率达到95%，高中入学率达到50%，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入学率达到21%，这是一个重大的贡献；不能仅仅因为教育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把板子都打到教育部的头上。 但显然，仅此并不足以说服持不同意见者对“教育公平”的质疑。 全国政协委员卢光向大会递交的《关于深化教育改革，促进教育公平的建议》的提案中的一组数字显示：“自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到2000年‘义务教育基本普及’的15年间，中国有1.5亿左右的农民子女没能完成初中教育，直至2004年，仍然有至少10%的农村地区尚未普及义务教育，有的县甚至没有普及小学教育。” “入学率高的确是一大成绩，但高入学率并不能掩盖某些地区存在的高辍学率。”周洪宇教授对此评价道。 这不能不说是一对矛盾。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贞丰县主管教育的副县长王丽蓉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在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确存在高入学率与高辍学率的矛盾。 “即使是在贵州这样还比较落后的西部省份，农村适龄儿童也不会上不起学，现在甚至是干部们求孩子们上学，因有‘两基’达标这个标尺在那放着。但入学之后是否能够继续读下去，这就不好控制。”王丽蓉说。 “最可怕的是上学也看不到出路，摆脱不了贫困的命运。如果上了学之后能够找到工作，家长就是砸锅卖铁也会让孩子读书。”史宁中认为。 记者在采访中感到，目前关于“教育公平”的争议焦点集中在国家教育资源和教育投入的分配不均上，特别是教育的城乡差距、东西差距越来越大：城市中拥有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的人数，分别是农村人口的3.5倍、16.5倍、55.5倍、281.55倍、323倍。在全社会各项教育投资中，用在占总人口43%的城镇人口的投资占70%，而占总人口数57%的农村人口只获得23%的教育投资。 全国政协委员卢光则在提案中对教育不公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剖析：首先是教育投入不足使教育成为稀缺资源，政府调节平衡利益的机制相对滞后，加剧了教育不公；其次，贫富悬殊已经成为实现教育公平的桎梏；许多农民的孩子因高昂的学费而与大学失之交臂，甚至出现了“学费杀人”的悲剧。 ■悬念2：高等教育收费是否等同于“去商店消费”？ 率先呼吁农村义务教育免费，三年一直在各种场合“摇旗呐喊”，周洪宇教授终于在2006年的春天如愿以偿：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从今年起用两年时间，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国家财政保障范围，逐步建立中央和地方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周洪宇透露，关于农村义务教育能不能免费的交锋在教育系统内部一直存在，遑论执掌“印把子”的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 事实上，中国教育已经趋近体制转轨的临界点，围绕着农村义务教育是否应该免费的争论只不过是教育改革呼声下的一个缩影；而对于高等教育收费过高的呼声更甚。 据《人民日报》报道，2000年仅安徽一省就有1.8万个农村家庭无力支持子女上大学，考取了却上不起大学的“特困生”约有3000人。有关部门统计，1996年，全国在校大学生中特困生有几十万人，1999年，这个数字变成100.5万，2000年增至142万。目前，据不完全统计，高校贫困生总数已高达320万，其中连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的特困生则有100多万。 对锦州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学生孙大明来说，5308元学杂费等同于“催命符”，2004年8月2日，孙大明的父亲孙守军喝农药自杀。他留给儿子的遗书是：“我儿……我没有能力让你上学，没有脸对你，只可以用我的死向你谢罪。” 这条新闻震撼了全国。 针对群众反映的“上学贵”问题，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对媒体这样说：人们对学费问题应当转变观念。计划经济时代孩子上学花钱很少，因为国家都给包了，但市场经济时代形势已发生变化，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已成家庭消费。既然是消费，就要根据自己的经济、智力实力来选择。就好比逛市场买东西，如果有钱，可以去买一万元一套的衣服；如果没钱，就只能去小店，买100元一套的衣服穿。他说，现在很多人不考虑自己实力是造成“上学贵”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言一出，即引起轩然大波。 “高等教育必须收费，但大学还是一个公益性的事业单位，担负着民族振兴、培育人才的责任，因此，绝不能片面地将能不能读得起大学和读什么样的大学看成是能买‘一万元的衣服’还是‘一百元的衣服’这样简单的事情。”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中国的公立大学在免除大学学费这方面，还没有开过口子；助学贷款运作也很不正常，一部分省市拒不执行；为什么呢，因为助学贷款的呆账率太高”，任玉岭建议，“应该恢复大学助学金制度，并有意识地拿出一部分助学贷款，就像风险投资一样，不要想能百分之百的收回，以保证一些特别优秀的特困学生能够上得起大学，绝不能再发生‘学费杀人’的悲剧。” “绝不能把学校办成‘学店’。事实上，高等教育占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比例已经达到50%，直到2004年、2005年这个数字才有所下降，在此之前一直是递升的。本来国家财政性的教育投入已经不足，高等教育一下子就切去了一半。而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本来应该由国家‘埋单’，在2003年之前实际上是由农民自身承担为主的。现在农民的孩子到了读大学的时候，因为贫富差距上不起大学，却反过来说，高等教育是‘消费’，他因为贫穷，没有钱，‘消费’不起就不要去‘买’──这显然有违公平。要知道高等教育的财政性投入曾占到国家财政性投入的50%之多，这也是纳税人的钱，而不是哪家店主自己腰包里的钱。”周洪宇教授就此接受采访时做出如上表述。 ■悬念3：教育是中国人致贫的首要因素吗？ 教育花费成为城乡居民致贫的首要原因──2006年春节过后，北京零点调查与指标数据网合作发布了《2005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研究报告》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调查显示，城市、小城镇、农村的贫困人群中均有40%～50%的人提到家里穷是因为“家里有孩子要读书”，特别是农村家庭，教育花费是他们的头号家庭开支。 调查还发现，2004年10月至2005年10月，在拥有就学阶段孩子的农村家庭中，子女教育花费占家庭收入的比重达到了32.6%；城市和小城镇家庭中，子女教育花费占家庭收入的比重也分别达到了25.9%和23.3%。 “我们这个调查报告已经连续做了三年，教育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只不过今年把结果公布之后，引起社会上特别是教育管理部门的一些不同声音。以前我们在做此类调查中比较关注居民收入的增加值，却长期忽视了一个问题：即居民支出增加了多少？”袁岳告诉记者，“调查中发现，教育是普通百姓最舍得投入也最愿意投入的支出部分，但是老百姓对教育不满的原因就是支出的总量太大，已经制约到收入的增加，这样就导致消费结构和生活结构的改变。如果按照一般城镇普通家庭的收入水平，教育支出目前已经占到家庭总收入的四分之一；如果是低收入家庭，这个数字甚至要高达一半。” 然而，零点的这个结论在“两会”上也遭遇众多来自教育管理部门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质疑：这个结论是片面的，并不科学。 全国政协委员、青岛市副市长王修林认为，“九年义务教育问题出在哪些方面呢？出在各级政府的财政投入没有合理分担。我要校正一下，义务教育不等于免费教育。政府有责任为公民提供教育的环境，公民也有承担教育费用的责任。但不能说，是教育致贫，这样就有失偏颇。比如择校问题，如果真的取消择校，同样会有一批人站出来反对。中国教育发展已经到了多元化需求的阶段，从宏观方面来说，教育本身需要改革，必须提供多元化的产品。” 当然，也不乏支持者。 全国人大代表洪可柱便认同零点的调查结论。 “按道理说，教育是改变农村孩子贫困现状的上升之路，为什么反而会因教致贫，因教返贫？零点调查得出这样的结论，说明目前我们的贫富差距还很大，教育还没有兼顾弱势群体。因为教育花费高，所以上不起学；因为上不起学，所以没有知识、没有技能，所以挣不到钱。因此，“教育公平”是缩小贫富差距的首要前提。”洪可柱表示，“中国的高等教育从规模上看已经从过去精英式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变，但在这种转变中，隐含着许多重大问题。一是大学收费高，平均学费达到5000元左右，而中国农民平均净收入也就3000多元，一个农村家庭要供孩子读大学，常常是举全家之力还不够。但现在却有一些政府官员甚至是大学校长，并不敢正视这个问题。” ■悬念4：中国教育是成功的吗？ “当你看到村子里的完小教师除一块黑板和一张嘴外，教学手段同50年前一个样，甚至粉笔都是由上级定量发给时，怎么能说我们的教育是成功的呢？” 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向记者描述去年秋天在云南玉龙县河源村考察所看到的情景时，十分激动。 任玉岭在“两会”上，向“教育”“医疗”等领域频频“发难”，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实际上，部分地区的教育管理部门已经和学校成为一个利益关联体，主管部门和学校上下合谋，沆瀣一气，在乱收费上推波助澜。比如，令全国百姓怨声载道的名校“择校费”，实际上，地方教育局是要提成的，甚至提成比例高达15%～20%。 任玉岭在此次两会上，提交了《将“择校费”收归国有，用作教育扶贫》的提案。 该提案呼吁把各地强势学校收缴的，长期用于加工资、作奖金和国内外旅游的‘择校费’划归国家所有，用于欠发达地区的教育扶贫，显然已经触动了一些既得利益者。 事实上，关于“中国教育是成功的”的争议一直存在。 2月27日，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新华社记者追问发言人王旭明：“我们注意到这段时间您在不同场合多次重申过一个观点，中国教育是成功的，能否阐述一下您这个著名的论断？” 王旭明对此回答道，“判定教育改革是否成功的标准是，是不是中国的绝大部分人从中受益了，如果是绝大部分人受益的话，就是成功了，如果绝大部分人没有受益的话，那就是失败了……中国教育2005年在小学和初中阶段覆盖率和毛入学率达到了95%；高中入学率已经达到50%；高等教育入学率达到了21%……从这个意义来讲，我来判断中国教育事业是成功的。” 但人们显然对“上学贵、上学难”体会更深。因此，王旭明的发言在网上立刻成了“千夫所指”。 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大教授周洪宇在接受的采访时则就“中国教育是否成功”进行了如下解析。 “很难用一句话来判断教育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中国教育的发展，有改革和发展两个方面。说教育是成功的，是从发展的方面来看，可依据的是‘两基’普及率有多高，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毛入学率达到21%。这显然说明读大学的机会是高了，各地省属院校的招生规模和招生绝对数都增加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教育的发展是成功的。” “但以历史的眼光，把这些放在历史条件中去看待这个问题，就不能简单地去判断中国教育是成功了。教育改革过程中有偏差也是事实，其中产业化对教育是最大的伤害。要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相配合的教育体系，必须走市场化，但市场化不是产业化。” “我不想去说中国教育是否成功，只能给你一种判断：中国教育实际上是，改革滞后于发展，质量滞后于规模。我不想去判断教育是否成功。” 周洪宇认为，事实上，中国教育在高等教育和义务教育两方面已经出现了两极化的不平衡，教育主管部门应该正视这种不平衡带来的后果。 ■悬念5：教育改革到底应该怎么改？ 3月10日，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在两会上透露：中国政法大学今年将对招生制度实行重大改革，本科分省招生计划首次按人口比例确定，这是全国首所按人口比例下达分省招生指标的高校。 高校按生源下达招生计划，一些贫困落后地区考生人数多，但得到的招生计划反而少于考生少的大城市和东部发达地区，这一现实一直是两会上代表、委员质疑教育不公的靶子。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便坦陈：复旦大学在上海市的招生达到50%，而在贵州省的招生总数每年不超过30人。 “中国政法大学不是北京的政法大学，而是全中国的政法大学。”徐显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本科招生按人口比例划分是为促进教育公平，构建和谐社会。他透露，这项招生制度改革已经得到了教育部有关部门的认可。 全国人大代表洪可柱对此举表示赞赏。一直致力于推动“教育公平”的洪可柱表示，要看到教育改革取得成绩的一面，但更要看到内部的不合理、不均衡和不平等等“症结”所在，但相当一部分教育官员不敢面对这些现实。 周洪宇呼吁，应通过教育决策的集体选择，最大限度地整合、平衡各种不同的利益要求，形成一种有效的利益平衡机制，保证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需要和利益在教育政策中得到全面反映，以实现大多数人的教育公平。 “中国教育的重点是基础教育；突破点是高等教育；关键点则是制度建设。投资决策失误，损失的只是金钱，但教育决策的失误会影响几代人和国家的未来。”周洪宇说。 他建议尽快成立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扩大咨询论证，广泛听取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