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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祭祀是对炎帝、黄帝两位中华民族人文初祖的祭祀，体现了后人对为中华民族作出巨大贡献的先祖的尊崇，象征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它的一个重要功能，即历史地看，炎黄文化中所包含的大同之世是原始氏族社会的反映；而在炎黄祭祀里，大同之世是未来的理想，它超越了小康社会而在更高层面上向“顺自然而无私”“耕而食，织而衣，无相害之心”的大同社会回归。
一种契合
炎黄祭祀与社会主义理想价值有一种契合。首先，追求大同理想不仅是先进中国人的理想价值——孙中山就讲“天下为公”，而且它已经构成社会主义理想价值的重要内容。
毛泽东是这样阐述社会主义理想价值的，他说，人类进步的远景是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
哲学家张岱年曾这样论述中国人的崇高理想：“中国人固有的崇高理想，考察起来，主要有三个：一是生活的合理，二是参赞化育，三是天下大同。中国人所做到的只是一部分哲人的生活符合自己所倡导的原则，其余的两个理想则未能实现，这是由于受生产力发展程度的限制。中国人要参赞化育，必须依靠科学；要实现天下大同，则舍社会主义无他途径。”
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提出了“时代价值”这个范畴，它以“求大同”为落脚点，并且强调求大同的时代价值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可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求大同”不仅是理想价值，还蕴涵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价值。
奋斗精神
社会主义大同理想变成现实的标志是 “富强”。由穷到富，有一个决定性条件，即“奋斗”。中国人的大同信仰不同于基督教的“启示”，也不同于佛教的“解脱”，它诉诸的是为理想而进行的“奋斗”。炎黄祭祀所肯定的，就是我们祖先的奋斗精神。中国文化中有优秀的东西，也有缺点，如梁漱溟先生所言“喜静恶动，追求宁静的安适，不追求运动的愉快”。这种情形在中国文化中可以常常看到，例如在古代神话中，有一种 “不耕不稼”“不织不衣”的追求，它不要劳动与奋斗的“百年而死”的太平之世。这些消极因素与炎黄精神是严重对立的。
炎黄祭祀包含了对劳动与牺牲价值的肯定。古人讲炎帝斲木为耜，揉水为耒，耜耒之利以教天下；“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这里讲的是劳动，而且是勤劳，以炎黄精神为魂的中华文化的主流价值，就是对勤劳的肯定和赞美，对不劳而获的仙乡乐土则是持反对态度的。
“不劳而获”的理念与社会主义价值观也是严重对立的。毛泽东是这样讲的：“中国的穷国地位和在国际上无权的地位也会起变化，穷国将变为富国，无权将变为有权——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在这里，决定的条件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团结一致的奋斗。”由此可见，炎黄祭祀与社会主义价值观都赞赏勤劳与奋斗，在二者的相交点上，后者能够最大限度地放大前者的价值效应。
牺牲精神
奋斗与牺牲是连在一起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当毛泽东将奋斗与牺牲联系起来的时候，他所讲的“有”是具有必然性的。他说：“我们说：永久奋斗，就是要奋斗到死。这个永久奋斗是非常要紧的，如要讲道德就应该讲这一条道德。”这里的“永久奋斗”的意义，要看它是否与“人民利益”相联系，“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可见，人民英雄祭祀中的“盖棺论定”是对人民英雄为了谁而牺牲的价值的“论定”。
炎黄祭祀所肯定的，正是为众人利益而奋斗、牺牲的精神。炎帝神农文化的显著特征，就是肯定为众人利益而奋斗、牺牲的精神。且不说炎帝尝百草一日而中七十毒，就是炎帝神农氏的女儿们也是勇于牺牲而不忘利人的英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也多次强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等，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我们都应该继承和发扬。
其实，中国马克思主义所建立的社会主义生死价值观正是对生命意义的论定，是对炎黄祭祀文化所表达的“知命”的发展。季梁以后的春秋先进思想家重视对生命意义的论定，他们以“利民”为生命的意义。例如，《左传·文公十三年》强调“命在养民。死之短长，时也。”在这里，社会主义的生死观与炎黄祭祀所肯定的利民、知命观是相通的。既然如此，在炎黄祭祀中，社会主义的生死观不就可以得到更大限度的认同吗？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17年04月10日 02 版）
